伊波拉病毒的政治經濟學:無利可圖 無藥可救

編按:最近成日聽到伊波拉病毒, 大家都好驚會傳到香港。可是,連號稱絕症的癌症和愛滋病都變成有藥可救後,為何已出現了四十年的伊波拉病毒,並未受醫藥界關愛?原來,還是老答案:有錢有得醫,無錢無得醫……窮人的命並不比富人賤, 那麼, 我們該怎辦好呢?

轉載自:苦勞網 公共論壇

Leigh Phillips

科學作家和歐盟事務記者,作品曾刊登於《衛報》、《自然》及《科學人》雜誌
譯者:
【苦勞編按】根據世界衛生組織12月15日公布資料指出,本次伊波拉疫情已經造成超過6800人死亡,幾乎全數集中於西非地區。伊波拉病毒引發的出血熱,死亡率高達40%至90%,為避免疫情擴散,世界各國也高度警戒。日前台灣社會也傳出謊報病情案例,引發一陣恐慌。伊波拉病毒發現於1976年,為何在長達近40年時間中,醫藥界並未開發出有效的疫苗或治療藥物?本文刊載於《Jacobin》雜誌,原標題為〈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bola〉。作者Leigh Phillips長期關注醫藥產業的發展。他指出,大藥廠沒有興趣研發無利可圖的藥品。同時非洲各國被迫推動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也削弱了當地公衛體系,以及政府的應變能力。綜合起來,釀成了此次伊波拉病毒肆虐的慘劇。

今年爆發的伊波拉病毒疫情,規模為歷年之最。根據世界衛生組織12月15日公布資料指出,死亡人數已達6800人以上,幾乎全數集中於西非地區。(影像來源:NBC NEWS

知名的諷刺媒體《洋蔥報》(The Onion)一如往常,在他們所謂「新聞報導」中指出,伊波拉病毒最慘的疫情爆發記錄顯示,一開始在西非有約1,779人感染,至少961人死亡。7月31日的頭條快訊更祭出這挖苦的標題〈至少還要五十個白人喪命,伊波拉疫苗才有可能研發出來 〉

我們先粗略地解釋為:如果感染伊波拉病毒的是白人,這問題一定會被解決。在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下,藥品公司也拒絕投資這項研究,這些市場因素不只惡化,更掩蓋了疫情的爆發。

種族因素肯定存在。身為感染疾病專家,同時也是世界最大醫療研究慈善團體之一的惠康信託基金會(Wellcome Trust)會長的傑瑞米‧法勒(Jeremy Farrar),他在《多倫多星報》(Toronto Star) 的訪問中說:「你想像在加拿大、美國及歐洲這些地方,有450個人死於病毒性出血熱(譯按:伊波拉病毒引起的症狀),這是多麼地令人無法忍受—而這在西非也應該是如此。」

法勒指出,加拿大開發的實驗性伊波拉疫苗,2009年曾在一個德國實驗室的意外中被拿來做緊急使用:「我們費盡心力以幫助德國實驗室的技術人員,為什麼會因為地點在西非而有所不同呢?」

然而,伊波拉病毒的問題沒有被解決,因為解決這件事賺不到半毛錢。這是一個無利可圖的疾病。

無利可圖 大藥廠不願研發

1976年,伊波拉病毒剛被檢驗出來時,大約已有2,400人死亡。大型製藥公司意識到研究伊波拉病毒治療的成本非常高,但市場是很渺小的。在純粹 量化的基礎下,有些人可能(或許正確地)警告著:不要太關注這死亡人數比瘧疾(伊波拉爆發至今有30萬人死亡)和肺結核(60萬人死亡)還低的疾病。

經濟的限制拖延了研究伊波拉治療的發展,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製藥公司正在抗拒開發包括伊波拉,以及其他許多疾病的治療方式。

近十年來,公共部門或擁有國家高額補助的小型生技公司,在治療伊波拉的研究上其實有了大幅度進展。包括核酸基生成物、抗體療法,及若干種疫苗,而其中五個在靈長類動物的實驗裡,皆成功預防了伊波拉病毒。

在這兩個星期裡,美國過敏與感染疾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NIAID)的院長安東尼‧弗契(Anthony Fauci)在媒體上不斷地向那些願意聽的人說:如果不是那些吝嗇的企業,伊波拉疫苗離成功開發也只是一步之遙。

弗契在《今日美國報》(USA Today) 的報導中裡提到「我們一直努力開發伊波拉疫苗,但卻沒有任何企業投資。」另外他在 《科學人雜誌》(Scientific American) 中指出,「我們將一種候選疫苗放進猴子體內後反應良好,然而一個每三、四十年才有少數疫情爆發的疾病,部分藥商缺乏開發疫苗的意願與獎勵。」

幾乎所有熟悉這議題的人都認為關鍵就在於:疫情很少爆發以及受影響的人過於稀少,以致於大型藥商認為不能賺錢,沒有開發價值。

位於秘魯首都利馬的生物醫學研究實驗室——美國海軍第六醫學研究中心(NAMRU-6),其新興感染疾病部門的主任丹尼爾‧鮑施(Daniel Bausch),在接受《VOX》採訪時說「疫情爆發波及了世界上最貧窮的地區,雖然創造了驚人的動亂,但仍屬於相對稀少的事件。假如你了解一下藥商們的意願,他們在伊波拉疫苗試驗的第一、二、三期都不會有熱忱,因為也許只有幾萬或幾十萬人會用到。」

英國衛生公共學會(UK Faculty of Public Health)的會長約翰‧艾胥頓(John Ashton)在《星期日獨立報》(Independent on Sunday) 上發表了一篇評論,他譴責,「製藥產業會不願意投資治療與疫苗的研究,是因為對他們而言,涉及的人數少到不能平衡投資和報酬。」最後在結論中指出「這是在一個缺乏倫理的社會架構下,資本主義的淪喪道德行徑。」

伊波拉病毒的狀況並不是特例。大型藥商拒絕研究新類抗生素已長達三十年之久。由於抗生素的「發現無效」(譯 按:discovery void,因為抗生素濫用而產生帶有耐藥性的細菌),臨床醫生認為,我們用來抵抗日常感染的有效藥物將在二十年內耗盡。自1940年代以來,人類發展出來 的許多醫療技術及醫療介入方法,是立基於抗生素的保護基礎。現今人類壽命的延長取決於許多因素,而抗生素是不可或缺的一個原因。在研發出抗生素之前,細菌 感染是最常見的死因之一。

今年四月,世界衛生組織(WHO)發佈了史上第一份全球抗生素耐藥性的追蹤報告。報告中表示,細菌的耐藥性已經達到了「警戒等級」。聯合國健康部門也警告:「這個嚴重的威脅不再只是預測中的未來,這是世界上所有地區正在發生的事實,並且有潛力影響任何年齡層、任何國家的任何人。」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簡單,製藥公司自己也承認:將8億7千萬美元(資本成本18億美元)投資於人一生中只有幾次感染機會才會服用的藥物,並沒有意義。相同的金額投資在糖尿病或癌症等慢性病上,相較之下獲利非常高,因為病患終其一生都必須持續服用藥物。

根據美國疾病管制局(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資料,美國每年有約200萬民眾感染了抗生素耐藥性病菌,其中有2萬3千人因此死亡。

在疫苗的開發上我們看到同樣的問題。民眾常年購買哮喘藥或胰島素,但人一生中卻只需要一至兩劑的疫苗接種。數十年來,許多製藥公司不只是放棄了疫苗 的研發,甚至放棄生產疫苗。到了2003年,美國開始有疫苗短缺的情況,其中以兒童疫苗最為明顯。狀況嚴重到美國疾病管制中心設立了網站,專門追蹤疫苗短缺和延遲生產的現況。

早在1976年就發現了伊波拉病毒,但因為受害者多為非洲居民,生產疫苗或治療藥物無利可圖,所以藥廠遲遲不願投入資金研發。(影像來源:美國疾病管制局

公部門挹注 新藥現曙光

儘管市場拒絕投資,國防部基於對伊波拉病毒的關心,並為了國家安全撇開了自由市場運作原則,出面介入。

位於加爾維斯敦的德州大學醫學科病毒學家托馬斯‧嘉士伯(Thomas Geisbert)向《科學人雜誌》 透露了他對VSV疫苗(譯按:水皰性口炎病毒製成的疫苗)的期待,這是最有希望抑制伊波拉病毒的選項之一:

「我們試著取得經費來進行人體實驗…… 而這取決於對開發這些疫苗的小公司的財政支持。人體實驗昂貴且需要政府大量贊助。伊波拉病毒只占全球市場的小小一塊,大型藥商沒有太多動機去研發疫苗,因此政府的資金是必須的。」

製藥公司BioCryst Pharmaceuticals的醫學主任,同時也是實驗抗病毒藥物 BCX4430的研發者威廉‧雪里登(William Sheridan),他描述伊波拉療法研發所面對的資金困境是:「大公司根本理都不理。」

但像他這種小公司,聯邦政府不只贊助研究,例如BCX4430也是和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USAMRIID)共同研發的,政府更承諾購買伊波拉藥物的庫存,作為抵抗生物恐怖主義的預防手段。雪里登在美國國家公共電台(NPR) 上說:「市場還是有的,那就是美國政府。」

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和加拿大衛生局(Canada’s Public Health Agency)正在共同協助ZMapp的發展,這是一種單株抗體血清,由聖地牙哥的一間小型生技公司「MAPP生物製藥」所開發。上週ZMAPP幫助了肯特‧布蘭特利(Kent Brantly)和南希‧萊布(Nancy Writebol),他們是兩名在福音基督傳教團體「撒馬利亞救援會(Samaritan’s Purse)」工作的美國醫生。

他們在賴比瑞亞照顧伊波拉病患時受到感染。當時布蘭特利的狀況快速惡化,也和妻子通電話做最後的道別了。但在他接受實驗性血清治療後,一小時內情況 便開始好轉,呼吸順暢、皮疹消退。隔天一早,他便能自己洗澡。當他撤離賴比瑞亞到達美國時,能夠不需他人幫助自行爬下救護車。至於萊布,從賴比瑞亞首都回 到亞特蘭大後,現在同樣也可以「站起來走動」了。

然而,對於這藥物是否治癒了這兩位傳教士,我們必須萬分慎重才能做下結論。因為在這個「臨床實驗」中只有兩個樣本數,而且是沒有隱瞞受試者及控制組 做比對的情況。到目前為止,該藥未進行人體的安全及功效性測試,此外,任何疾病的患者皆有一定比例的人數能夠自行痊癒,因此我們不確定ZMapp是否為造 成明顯康復的原因。不過,這起事件的確帶給我們很大的希望。

在加拿大國防研究與發展中心(Defence R&D Canada)一項安全計劃(Canadian Safety and Security Program)的投資下,位在加拿大溫尼伯的國家微生物實驗室(National Microbiology Laboratory) ,和一間位於多倫多的「生命科學生物防禦公司」Defyrus,這兩個單位的研究人員們獨創研發了兩種ZMapp抗體。而在馬普生物製藥公司 (MappBio)與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美國衛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及加拿大國防威脅降低局(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的合作下,以雞尾酒療法製作出了第三種抗體。接著,這些公司與位於歐文斯伯勒(Owensboro)的肯塔基生物工藝公司 (Kentucky Bioprocessing)合夥培植帶有抗體的煙草植物。肯塔基生物工藝是一間蛋白質生產公司,今年被母公司雷諾煙草公司(RJ Reynolds Tobacco)買下。

一聽到五角大廈和加拿大國防部的聯合編制,有些人會跳進陰謀論裡。沒錯,ZMapp看起來就像能夠完美地引起大眾強烈關注:基因改造、大型煙草公司、五角大廈,以及看起來有點像疫苗的注射劑!

但是國防部門的投資不應該被認為是邪惡的。相反地,這是公部門作為守護者與創新驅動者的一個優秀證據。不是所有無利可圖的疾病都會是上校們擔憂生物恐怖攻擊的對象。而且,為什麼私人機構就該嚐到賺錢的甜頭,公家單位就只能撿剩下沒得賺的呢?

假設,基於追求盈利的首要目的,製藥產業在結構上就是無法生產那些社會所需的產品,而公共部門(在這起案例裡為軍方)必須持續地填補市場失靈的缺口,那麼這個單位應該國有化,讓可盈利的治療收入去支援其他無法盈利的療法研發與生產。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甚至不必再爭論是否預防瘧疾、痲疹或小兒痲痹更值得優先考慮。我們能夠同時處理眾所皆知的疾病,以及受人忽略的疾病。即便有公共資金的挹注,也無法保證能夠馬上解決問題,但同一個時間,私人藥廠們甚至連試都沒試。

這正是社會主義者所說的,資本主義是讓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禁錮。我們關注的不僅僅是大型藥廠不道德地拒絕正視受忽略的熱帶疾病、疫苗以及抗生素研 發。更因為有些如同聚寶盆般的新產品和服務,可造福人群並拓展人類的自由。但是卻因為自由市場的頹靡與缺乏抱負,限制了這些生產的潛力。

新自由主義 疫情擴張的兇手

專注於疫苗或藥品的研發是重要的,但若忽略了西非公共衛生與基礎設施的惡化,以及更廣泛的經濟因素造成人畜共生傳染病爆發的可能,例如伊波拉。充其量只是試圖用水桶將水從一艘進水下沈的船中撈出來而已,治標不治本。

人畜共生傳染病,佔人類歷史上傳染病的大宗。隨著人類與其他生物間更加密集的接觸,感染的可能性也會增加。(影像來源:ebola el virus

同為系統地理學家和生態學家的羅伯‧華萊士(Rob Wallace)清楚地說明了,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如何為傳染病疫情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幾內亞、賴比瑞亞和獅子山是地球上最貧窮的幾個國家,在聯合國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排名中,分別是第178名、174名及187名。

如果傳染病爆發在那些擁有全球最佳醫療設施的北歐國家,疫情可能已經得到控制。

野外醫院的不足、現有醫院沒有適當的衛生措施、尚未建立標準的隔離單位,及缺乏受專業訓練的醫療人員,以至無法妥善地追蹤並隔離感染病患等等,都是 造成疫情惡化的原因。或者說,不論提供的實質治療為何,更好的支持治療才是導向好結果的關鍵。當地政府的機能衰退也會加劇疾病的擴散,政府應該要能夠更整 體性地控管人民移居、處理相關後勤問題,並與其他國家進行合作。

流行病及傳染疾病學家鮑什(Daniel Bausch),在最近這次疫情爆發的災區附近進行研究任務,他七月發表於《公共科學圖書館》(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期刊的一篇論文<被忽略的熱帶疾病>( Neglected Tropical Diseases)中,描述了他是如何第一手地「見證了疫情的『去發展』。每次重回幾內亞、每次從科納克理(譯按:Conakry,幾內亞首都)前往雨林區的漫長車程上,總是看到當地的公共建設似乎每下愈況——曾鋪好的路更壞了、公共服務更少、物價更高了,森林也更稀疏了。」

華萊士提到,這裡和許多的國家一樣,在西方政府和國際金融機構既鼓勵又強制的推動下,進行一系列的結構調整計畫:私有化並縮減公共服務、在持續農業 補助之下移除關稅,以及使農作物以出口為目標來犧牲自給自足的機會。這些都導致了飢餓和貧窮,反過來說,食物和出口作物之間在資金、土地及農業投入方面的 競爭,引發出了更多土地所有權的兼併問題,尤其是限制小農使用土地的跨國公司。

伊波拉病毒是一種人畜共生傳染病,它經由動物傳染給人類(或者相反)。人類的傳染病歷史中,約61%是人畜共生傳染病,例如流感、霍亂和愛滋病毒。

人類的活動範圍擴張到野外,和野生動物接觸的機會隨之增加,這就是造成人畜共生傳染病提高的最主要原因。當新自由主義的結構調整迫使人們離開土地, 都市卻沒有相對應提供足夠的工作機會。華萊士指出,人們只能跳進「更深的叢林來擴張地理範圍、追捕獵物、取得製炭的木材,或深入礦坑來取得礦物。而處在這 些偏遠的角落,將會提高接觸到伊波拉病毒或其他人畜共生傳染病病原的風險。」

就像鮑什所說:「生物和生態的因素或許會讓病毒自叢林出現,但很明顯地,社會與政治的時局決定了它接下來的發展—是一、兩起的個例,還是疫情大規模的持續爆發。」

因為缺乏基礎建設和資源,在那些人畜共生疫情爆發的起源地,結果往往是無法依照預期跟計畫發展。例如二戰結束時,美國南方爆發的瘧疾,就在美國疾病管制中心早期的一次任務中被消滅。

號召全面運動 建立公共醫療

過去幾個月以來,伊波拉病毒史上最嚴重的疫情爆發,揭露出了我們醫藥發展體系的道德淪喪。爭取美國的公共醫療,以及聯手對抗西方國家醫療私有化的戰 爭,只有做到一半。當一個新的運動設定了以下目標,問題才可能真正獲得解決:將國際醫藥產業重整為公共服務部門,以及改變那些間接破壞公共衛生體系的新自 由主義政策。

我們能以80年代末及90年代初的愛滋行動團體作為靈感,例如愛滋平權聯盟(ACT UP)、治療行動小組(Treatment Action Group),及21世紀初時南非的治療行動運動( 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他們在嚴謹的科學認識下,結合行動和非暴力的公民不服從來抵抗企業和政客。

但這次我們需要一場更大規模、更全面的運動。因為這不只是一個疾病,更是市場失靈所漠視的疫苗發展、抗生素失效、熱帶疾病,以及所有因貧窮而被忽略的疾病。我們需要一個以科學為基礎、長遠、有野心且可行的治療行動,以民主征服醫藥產業。

我們需要一個運動,終止那些無利可圖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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