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藝「傷」伴】之二 「最緊要係佢哋點睇自己」工權會Mandy談工友的的創作和組織

文:車仔
前言:

一班工傷工友,把身上背著的傷捏成雕塑,錄下。你要怎樣面對那一件件具象的、切身的痛?

一位藝術行動者,從一片草地中找到它們各自的名字,立字如碑。你會否想起一個建造這城市的生命,悄然逝去,卻記不清他/她的面容?

由直白至隱喻,這些作品從不同位置介入同一個不被重視的議題:工傷/工殤。如果藝術關乎超越與想象,我們能否從貧瘠的勞工待遇中,看見工人如何過好一點?第十五屆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將會放映由台灣工傷工友及家屬製作的記錄短片《工傷轟拍》,邀請大家一起討論。同時,【草根.行動.媒體】走訪了幾位與工傷工友相伴的人,說說她/他們在各自身位看見的、由創作勾起的、與工友的事。

 

《工傷轟拍》放映場次:

日期 時間 地點
11/11/2017 星期六 (Sat.) 15:00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

hong kong women workers’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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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田社區中心的樓梯間,貼著工業傷亡權益會的剪報,和一些權益課程的招生單張。推開二樓會址的玻璃門,一位男子靜靜地坐在一旁——是工友在等待約見。白板上還留著「要求全面禁止手挖龍」的標語,回應今年7月紅磡中電地盤意外導致3名工人死亡的嚴重事故。工權會幹事Mandy走出來,利索地把我帶到休息間,手裡拿著兩本工傷小冊子:「我們在這裡談吧。」

工人自己的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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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工權會與影行者合辦了工友創作工作坊,邀請工傷工友用輕黏土捏出自己受傷的身體部位,製成雕塑,並以攝影的方式記錄下來工友的作品在今年4月28日國際工殤紀念日的遊行及集會上展出。Mandy說,工權會主要透過發放通訊邀請會員,這次有6、7位工友參與。出席與否,工傷工友多了一層很實際的考量:「天氣的變化會影響他/她們的痛症,影響他/她們的情緒,尤其是下雨天,他/她們會痛得特別厲害。那種痛不只是參加工作坊那一下,可能是那段日子他/她睡不了覺,沒有精神;或者痛到覺得自己走不了多久,不想出門。」

一邊與不聽話的痛搏鬥,一邊將它展現出來——工友的創作彌足珍貴。Mandy聽到他/她們興奮的回饋,談到以後如何作展覽等等,感覺「好像做到點什麼」。她說,工友們以前未必能想象自己也能做裝置藝術,同時還能親自展示抽象的「痛」是怎樣的經歷。這關乎工友們如何看待工傷後的自己:「他/她們常轉述老闆、醫生怎麼說,但這次是自己呈現整件事(受傷的過程),可以有信心表達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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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言的痛不只是身體

工傷工友要說出自己的痛,為何這麼難?Mandy分享了一個故事:一位工友幫阿哥打工,受了工傷,公司只賠一點點,他便去追討原有賠償。回到家,阿哥找來大姐指責弟弟不幫公司著想。在家庭關係裡,這無疑是情感勒索;放諸社會,這種責怪受害者的氛圍時刻讓每位受傷的工友噤聲。「整個社會把一個工人受傷判斷為他/她自己的事,拿賠償就是搞事、貪心。」「甚至工友自己也會這樣說:『唔好彩囉,自己衰唔小心。』其實是大眾的想法加在了他/她們身上。」將出事的責任推在工人身上,政府掛在口邊的「職業安全」就是這一回事。電視廣告、科學館[1]、承辦商[2]教育市民,工人發生意外是因為缺乏安全意識,沒戴安全帶,卻從不提及承建商責任、打工仔面對老闆要求或地盤潛規則[3]時根本沒有話語權。這逐漸形成了現時主流對待工傷工友刻薄的態度。

就算說得出口,他/她們因工受的傷也未必被承認。這次參與創作的工友有的曾經歷意外,有的是職業病患者。什麼是職業病?凡職業病都有得賠嗎?Mandy解釋,工友需要到全港僅兩間的職業健康診所做評定,如符合《僱員補償條例》列明的52種例須補償職業病之一,才能獲得賠償。至於我們常聽的勞損、各種退化,則屬於非例須補償職業病,不受法例保障。「那52種基本上是工業生產年代比較多衍生的職業病,像在棉紗、印刷廠接觸(有毒)氣體……但香港已經轉型這麼久,早已不合時宜了。」勞損是伴隨蓬勃的服務業發展而生的。像收銀員、侍應這類工種,要求工友長時間重複單一動作,最容易產生勞損。但索償往往很困難,因為僱主會以傷患可能受生活習慣影響而否認工傷。「像是這次中電意外的工人,他們長時間需要屈身在隧道裡鑿地,很明顯他的工作環境裡面就有個(患上勞損的)危機。是的,一般人都會蹲下、都會彎腰,但不是長時間(維持一個姿勢)嘛。」因此,工權會長期倡議所有經過醫生評定、由職業衍生的疾病都應納入補償範圍。

政策不前 當是工友的修煉

承載著痛,工友們組織起來,如手中的雕塑一樣,揭露社會對他/她們的傷害。工權會每月都有權益小組,工友一起熟習勞工法例,並與外地的條例作比較。也會參考其他勞工團體的經驗,討論不同行動方式的利弊,以應對隨時發生的意外。例如早前爆出港珠澳大橋工殤案,十幾個工友一起商量爭取賠償以外還會否揭發安全問題,應該約見什麼部門的官員,有什麼重點要提出。會見後再一起跟進,如是否接受官員的說法,及檢討行動的成效等。較有經驗的工友也會和新加入的會員作分享,讓步伐盡量相近。

不過,Mandy也不得不提起工友面對的限制。首先當然是生計:「職業病的這班工友,他/她們不是完全失去工作能力,他/她們需要工作……即使要邊忍受工作(時)的痛,邊接受較差或者不公平的待遇……」很多時候,工友能在受傷最嚴重的時候分享自己的故事,但復原後便不得不回到工作之中,導致組織的流動性大。同時,推動政策改變沒有進展,也會令人挫敗。Mandy稱這是必然的,相比起「由無至有」,推翻現行制度再重新建立十分困難。例如工權會一直要求政府設立「中央僱員補償基金」,獨立處理工傷賠償,而非交由保險公司負責——這無疑撼動著私人市場的利益。政府的態度更是雪上加霜:Mandy在工權會工作期間已換了三任勞工處處長,會面時總是劈頭一句「法例呢,我們就改不了」。Mandy嗤之以鼻:「不是你改誰改啊?」政府沒有長遠的視野檢討現時政策、草擬法案、監察執行,任由工人的生命懸在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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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y自己會否灰心,她沉默了一下。後來我知道,沉默是因為她不再問自己這個問題很久了。「最重要的是,你看見人的不同。」在她眼裡,每位工友都很有能力,只是在經歷工傷的時候,身體難受又要找人幫忙,自然會過度集中在自己的不幸裡面。而她的工作就是要工友們記起其實自己可以做成很多事。「有個校工工傷復工後,其他同事都有人工加,他沒有。一開始他很接受:『人哋返工,我冇返啊嘛』……但在一次權益小組中,談到殘疾歧視,說到不論身體是否殘障都應有相同的待遇,於是他提起自己的經歷,其他工友都說『唔可以咁架窩』…… 他覺得有道理,在鼓勵下他後來自己打給平機會,又找校長談、寫信給校董。最後加回了人工。這就是工友自己爭取的成果。」「我們不會期望一班人見完某個官員,政策就有新的方向。但工友見完,他/她們會覺得,起碼我把我的聲音說給他聽了……『原來我對住個官都講到嘅。』之前他/她們會很怕,『我唔識講嘢架,你講啦』……去到現場,實在忍不住要出聲,忍不了。」「除了是否拿到合理的賠償之外,最重要是他/她們(工友)怎麼看自己,怎麼看那一次受傷。」

 

[1] 科學館的「職業健康安全展覽廊」有一個展區,當人經過時,單向反光玻璃後便掉下一個因沒戴安全帶而喪生的人偶,每日重複上千次。

[2] 中電地盤工程承辦商「金城營造」的副行政總王紹恆回應710日紅磡工業意外導致3名工友死亡時聲稱,涉事地盤有做足安全措施,惟不確定工人有否佩戴安全帶。詳見【惟工新聞】報導:〈紅磡地盤三死工殤 疑中電推卸安全責任 家屬公開信全文〉https://wknews.org/node/1502

[3]惟工新聞】〈爭取工業傷亡權益三十載 「很多人只看慘況,並非真正關心」〉報導,曾有工友表示:「一旦扣了獨立安全繩,第二天就沒有人會叫你開工。」全文請見:https://wknews.org/node/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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