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們非正式工有力量


轉自: 政見
CNPolitics

:趙蒙晹


一個城市的大街小巷,隨處可見領取月結甚至日結工資的家政工人、沒簽訂過勞動合同的建築工人,或是作為「個體戶」出現的街頭小販和黑車司機。這些工作性質不穩定、缺乏勞動保障的勞動者,常常被稱為「非正式勞工」。

非正式勞工能否組織動員起來,為自身的權益抗爭?這些勞動者是否能夠鍛造自身的政治力量?是否能成為宏大的勞工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在大量行業和崗位越來越依賴靈活就業和勞務派遣、工作普遍變得越來越不穩定、非正式勞動力的數量激增的背景下,這些問題在今天變得極其重要。

遺憾的是,主流的傳統社會科學研究並不關心這些問題。經典左翼勞工研究通常只關注工業化大生產中的正式勞工,認為他們才具備足夠的階級和組織意識。發源於美國的主流社會運動研究,則把注意力投向環保和LGBT等新社會運動,更不會對非正式勞工的動員產生興趣。

各類正統社科理論對非正式勞工的輕視態度,則反映了各個時代社會運動想象力的貧瘠。社會運動理論假設,運動參與者必須有足夠的社會資源、閑暇時間,并且和其他潛在參與者建立全方位的社會紐帶,才能夠降低交易成本,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非正式勞工工作性質零散和暫時,缺乏社會保障和法律支持,加上大部分工作報酬極低,因此被認為不可能被組織起來。

然而,非正式勞工的現實鬥爭教育了研究者。從上世紀8090年代起,很多國家的非正式勞工中間都涌現出工會和組織網絡,甚至發展出有政治訴求和長期組織的社會運動。部分社科研究者也終於開始跟着現實社會運動發展的步伐,仔細地考察非正式勞工運動的成功與失敗、潛能與局限。

墨西哥:街也能成政治玩家

盡管墨西哥城的法律并不允許在大街上從事流動商業活動、主流傳媒也對此持負面態度,但是街頭商販一直都是墨西哥城的一道旅游風景線,與政府所構想的現代化都市天際線形成了鮮明對比。

上世紀90年代初,至少有20萬名攤販活躍在墨西哥城街頭,其中的大部分都在非法經營」 。儘管收入不高,這些商販並不覺得自己是社會邊緣人口,而對自己的職業有強烈的認同。不僅如此,這些街頭攤販還結成了緊密的政治網絡,其領導者的社會地位堪比毒梟和黑幫老大。

為什麼這些生計極不穩定的街頭攤販不僅能在嚴酷的政策打壓面前生存下來,而且還可以左右當地的政局呢?出版於1998年的Informal Politics: Street Vendors and the State in Mexico City一書,是最早關注非正式勞工政治參與的社會學書籍之一。作者John C. Cross基於1989年到1995年間對墨西哥城街頭小販的參與式調研,回答了這個問題。

研究者的調研顯示,街頭商販之所以能夠生存壯大,歸功於幾大因素。

第一,隨着90年代中期開始墨西哥經濟受到全球化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衝擊,當時的執政黨[革命制度黨]PRI)的執政基礎被動搖。在這種情況下,執政黨更需要底層的政治支持來鞏固政權。地方官員傾向於和街頭商販合作,對他們施以恩惠,來獲取選票上的支持(這一解釋也符合政見介紹過的另一篇)。PRI和崛起的反對黨都希望街頭攤販組織可以隸屬在自己機搆旗下。

另外,上級管理街頭攤販的政策在實施上也遭遇了巨大的可行性問題。比如,在統計街頭非法商販人數時,因為缺少中央協調機搆,各個單位都可以虛報人數而不受制裁;加上街頭商販的流動性,如果不是持續監測,匯報的數據過了半年可能就失效了,這進一步讓訊息釆集部門失去了工作動力。

如果說以上因素在國家能力不足的情況下十分普遍,更獨特的地方在於街頭商販組織的動員策略。研究者發現:與其他社會運動組織不同,墨西哥城街頭商販的動員結搆,往往和PRI一樣帶有威權主義色彩。組織中領導者的地位大大高於普通商販,他們有權制定規則、允許個體商販在自己的地槃上經營或是驅逐他們。領導人還常常以權謀私,趕走一些手下的異議者,然後高價出租空出來的攤位。久而久之,這些領導成了政黨和普通商販之間的溝通中間人,負責給成員提供正式的商販牌照,並動員他們參與各種集會和抗議。而很多集會,則是向PRI釋放訊號的手段,參與者一邊提出政治訴求,一邊又表示自己對PRI合法性的支持。

這當然不是個讓人樂觀的發現。墨西哥城的商販盡管獲得了和國家博弈的籌碼,但這種勝利是建立在另一種威權管理的基礎之上,普通攤販在社會運動中的參與是被規定好的,不聽話的個體會受到懲罰。這種威權主義的動員模式,結合政府用恩惠換選票的策略,對非正式勞工運動的長期發展來說隱患重重。拉美社運在世紀之交走向去中心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對於這一模式的反思和超越。

印度:不是,而是公民

印度是非正式勞工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93%的勞動力都在非正式部門工作。因此,非正式勞工的政治參與和社會運動,在印度的政治生態中扮演着極其重要的角色。在2013年出版的著作Informal Labor, Formal Politics, and Dignified Discontent in India中,霍普金斯社會學系的Rina Agarwala 考察了印度的選舉政治、經濟政策和各類非正式勞工運動的交互關系,從而進一步深化了John Cross的政黨政治視角。

依賴傳統工會的正式部門員工,往往致力於尋求經濟上的好處,比如最低工資和工作場所環境的改善。這些傳統工會的行動策略聚焦於向僱主施壓或者與僱主談判,而並不直接在政治場域展開行動。然而,印度的傳統工會只吸收正規產業工人和大公司的僱員,排斥女性、文盲和低技術勞力。

由於不被正式的工會所接納,印度的非正式勞工釆取了和正式勞工截然不同的鬥爭策略:繞過私人僱主,以公民和選民的身份走政治動員的道路。他們以政府忽視公民權作為動員理由,以在政客面前示威和絕食的方式,直接向國家施壓尋求教育和醫保等社會福利。也由於這樣的策略,印度非正式勞工的動員和政黨政治存在更大程度的勾連。

正式勞工與非正式勞工抗爭策略的分野,根植於印度非正式經濟的發展曆史。1970年前后,由於正式勞工運動取得的成功,政府通過了一系列保護勞工權利的法案。為了規避這些法律限制,建築和卷煙(Bidi)等行業開始重組,大公司關門,小承包商進入并大量雇佣非正式勞工。

以卷煙行業為例,1968年喀拉拉邦政府通過了卷煙法案保護勞工權益。幾個月內,當地最大的卷煙公司就裁員一萬二,關閉了所有大型工廠。到1970年代中期,其他工廠也全都停業,卷煙業重新回到家庭小作坊式的生產模式。沒有機會接受教育的女性和兒童成為了廉價勞動力的來源,卷1000根煙才能拿1美金報酬。由於勞動力被完全打散到各個家庭內部,剝削變得隱蔽,傳統卷煙工會的維權成本直線上升。於是,80年代起,多個非正式行業組建了新的獨立工會,直接將矛頭指向政府。

研究者不僅總結了非正式勞工抗爭策略的形成,更進一步指出:非正式勞工的動員能力高低,取決於這一地區在選舉上的競爭性。

例如,泰米爾納德邦的選舉,主要被兩大黨[全印安納達羅毗荼進步聯盟]ADMK)和[達羅毗荼進步聯盟]DMK)的對抗所壟斷。兩黨雖然都不算典型的左翼政黨,但都十分民粹。與墨西哥城的例子類似,因為政黨願意收買底層選民,所以非正式勞工獲得了動員的有利機遇。非正式勞工工會在公開宣傳中,常常突出自己龐大的會員基數,強調會員們會統一投票給提供福利的候選人(vote bank)。另一方面,工會又鼓勵會員根據自己居住社區的實際情況投票,這樣就避免了被一個單獨的黨所支配。研究者發現,和她研究的其他三個地方相比,泰米爾納德邦的非正式勞工確實獲得了最好的福利。

相比之下,加爾各答所在的西孟加拉邦盡管從70年代起就是印度共產黨執政、左翼色彩濃重,但無奈該地選舉毫無競爭性,印共總是常勝將軍。這樣一來,非正式勞工在選舉中發揮不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也鮮有機會利用選舉為自己博取籌碼。

但是,即使處在激烈的選票競爭中,政黨也不可能完全聽命於非正式勞工的訴求。90年代初,印度在全國范圍內開始推行減稅、取消商品管制等自由化的政策。ADMKDMK巧妙地利用自己的親底層色彩,為自己對右翼自由化政策的支持提供站台背書的正當化說辭。

這便是印度非正式勞工政治中最諷刺的地方:非正式勞工面向國家和政黨的有力抗爭,的確為自己贏得了具體的福利和權益保障,但他們促使政府作出的福利讓步,卻變成了政府施行自由化經濟政策的助推器、讓政府犧牲勞工的整體利益變得更加容易。

:私有化浪潮如何促成回收站里的革命

如果說以上兩個研究揭示了非正式勞工運動和政黨政治、選舉政治之間的關系,哥倫比亞的拾荒者運動則更加不可思議、令人振奮。私有化浪潮作為新自由主義轉型的一部分,一般被認為是對勞工力量的重大打擊。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系的Manuel Rosaldo則發現,19862011年間哥倫比亞的拾荒者運動,恰恰是被私有化浪潮催生出來的!換句話說,新自由主義在不斷發展的同時,也壯大了挑戰它的力量。

拾荒者,或者說撿垃圾的人,在絕大部分國家都被污名化。然而在哥倫比亞,拾荒者卻有自己的合作社、法律支持和政治動員網絡。 通過多年的運作,拾荒者的運動組織成功將拾荒者塑造成受人尊敬的職業。除了組織日常抗議,它們還選派勞工參加專業培訓、媒體接洽、在公共論壇和學校開講座、樹立起拾荒者的專業形象。另外,這些組織與公民社會各領域廣泛結盟,招募到了一批善於死磕的維權律師。在立法不利於非正式勞工時,律師們及時介入申訴扭轉了危局。

然而,在80年代中期之前,哥倫比亞的拾荒者們還處在極為邊緣化和被壓迫的境地。他們只能把收集到的廢品賣給中間人,賺取相當於行業回收價5%的報酬。此外,警察的騷擾和富人的歧視也是家常便飯。不少人在大街上被無故拘捕,沒收推車。

為什麼在短短的幾十年間,拾荒者運動能獲得如此驚人的發展、拾荒者的境遇能得到巨大的提升?

為拾荒者運動的出現提供動力的,恰恰是廢品回收業的重組和私有化。80年代中期,順應環保需求,國有的大型垃圾傾倒場被私人公司運營的衛生垃圾填埋場(sanitary landfill)取代。無數個體拾荒者沒法再進入私人公司運營的露天垃圾堆,只能每天行走20-30公里在市區各條大街上翻找垃圾。

結果,成千上萬的拾荒者突然出現在中產和富人住宅區。這群不速之客的來臨引發了部分中上層的社會恐慌。很快,以「清洗低素質人口為名的右翼勢力集結起來,組成保衛社區的民兵團,累計殺害了2000多名拾荒者、乞丐和性工作者。

對邊緣人口的殺害迅速登上報紙頭條,引發了全國范圍的震怒,也成為了拾荒者運動的由頭。首先,大規模抗議使得全國政府被迫出台法律,要求地方政府為拾荒者提供教育和必要的住宿。其次,基金會、國際NGO和大學開始出台各種培訓項目幫助拾荒者,為拾荒者運動注入了初始資金。

最重要的改變,來自於拾荒者自身。他們以地區為基礎成立了合作社,與雇主、國家進行集體談判,大幅提高了工資。合作社只是社區層次的骨架,在其上還有以城市為單位的政治動員網絡,負責指導社運和匯集各類社會資源。第三級是全國性網絡,第四級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的協會,最后則是有28國民間組織參與的全球拾荒者聯盟。

當然,以城市為單位的政治動員網絡是最核心的社運機搆。哥倫比亞最出名的拾荒者運動網絡是首都波哥大地區的ARB,旗下包括17個合作社,社員的平均工資普遍高於其他個體拾荒者。ARB曾經是個不碰政治的服務網絡,但由於一次突發的財政危機,他們被迫精簡全職人員、增加志願者、出租一半的辦公場地、削減服務項目。雖然人員大批出走,留下的卻是政治上更激進的成員,推動着ARB的議程超越了普通的經濟利益、進入政治領域。

前,哥倫比亞的拾荒者是全世界最有政治行動力的非正式勞工群體,他們的組織模式也傳播到巴西和南非等國家的工人運動中。

破碎的團結,曲折的坦途

事實上,非正式勞工的社會運動和政治參與,絕對不只是發生在墨西哥、印度和哥倫比亞。在世界各地、線上線下,非正式勞工都以不同的策略組織起來,他們的運動也呈現出非常多樣的形式。

在阿根廷,非正式勞工在80年代后和失業者結成運動聯盟,組成浩大的攔路者運動(piquetero movement)。與哥倫比亞單一的拾荒者運動網絡不同,攔路者運動為了團結更多部門的勞工,實行各社區自決、去中心程度更高。

在中國,雖然非正式勞工尚未發起受到傳媒關注的社會運動,他們卻一直有着丰富的個人和集體抵抗形式。在Sarah Swider對中國一線城市建筑工人的研究中,她既觀察到斯科特式的日常抵抗:故意損壞工具、偷偷抽煙等,也發現了集體抵抗行為,比如幾十個人輪班裝病罷工、盜竊少量建材去公共市場銷售、甚至集體威脅承包商多付工資。

數字通訊技術的發展,使得數字勞工也成為一種日益普及的不穩定就業形式。數字勞工政治動員的前景并不清晰,不過一些在線工作社區已經出現數字勞工運動的萌芽。2014年聖誕節,亞馬遜旗下MTurk的部分勞工第一次聯合起來,發布公開信要求亞馬遜提高勞工待遇。Turker 們還建立了多個論壇,給雇主打分,并商量用腳投票去別的平台工作。

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空間、不同的工種中,非正式勞工的抗爭釆用了各不相同的策略,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也展現出參差多態的興衰軌跡。然而,這些案例往往都體現出一種「雙向運動的邏輯:資本和國家打壓、限制勞工力量的舉動,常常能激起非正式勞工更廣泛的抗爭;但非正式勞工在社運抗爭中取得的成功,卻可能在之后引發建制力量的反撲。

然而,我們并不能就此認為,非正式勞工的力量實際上只是鏡花水月、他們的抗爭是徒勞的。任何勞工運動、乃至於任何社會運動,都是在重重挑戰、重重纏鬥、重重失敗與反撲中艱難行進。沒有任何一條道路必然通往勝利,但這恰恰讓抗爭變得更為必要。沒有任何一場運動注定長盛不衰,運動在每個時刻具有怎樣的力量,全然取決於人們是否還有奮斗下去的信念。我們也許只能視團結為一種破碎的狀態,視勝利為一條深淵前的坦途,將不確定性看作逆流而上的動力。

轉自:政見CN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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