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不自主-香港印尼移工協會組織者May專訪

文: freakyio (atki 媒體實習生)

平常星期日的May只是在維園草地坐著,就已經有很多事情夠她忙。不斷會有印尼姊妹走過來,親熱地叫她姐姐或媽咪,摟著她說說笑問候幾句,或認真地向她詢問意見。此時此地身在維園的我是個外來者,我在一旁聽不懂她們用印尼話聊什麼,只知道May在星期日忙得不可能騰出時間來跟我做個完整的訪問。她提議,不如平日晚上見面。

我當時非常好奇為何移民家務工可以在假期以外的時間外出見面,甚至是平日的晚上時分。後來就知道這種彈性並非常態,每個移工姊妹的工作情況各有不同。而May自己就曾經歷過一段放假都不由自主的日子。

抗爭之路由為自己爭權開始

May剛來到香港時是2009年的一個晚上,她到達僱主的家時大家都已經要睡覺,第二朝她才與僱主的孩子見面,一起吃過麵包做早餐就送他們上學。僱主的父母是漁夫,常有新鮮魚吃。就如其他自少吃慣濃郁香料的印尼姊妹一樣,都不大理解香港人為何愛吃清淡的蒸魚烚菜,卻又漸漸習慣。除了接送僱主的孩子上學,又要在僱主和僱主父母的家之間奔走,替兩家人打掃煮飯。

頭一個月僱主不讓她放假,亦沒有補錢,在May主動提出放假後僱主才讓她一個月放假一兩天,連勞工法例規定的公眾假期都沒有。她的假期通常都在星期一、二或三,她要先做好家務,更要被僱主逐一檢查她的個人物品才可離開僱主家門。她上午11時出門,下午4時就要回到僱主家。這段「假期」沒什麼地方可去的她會到中介公司的辦公室與其他姊妹聊天、吃喝和睡覺。日復一日,直至有天在往僱主父母家的途上,被幾個菲律賓移工問起,才知道在僱主家以外的地方工作是違法的。

十分擔憂的May就開始詢問不同朋友的意見。一個在印尼訓練所認識的姊妹給了她印尼移民工工會(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s Union, IMWU) 的電話。可是當時的僱主不允許她擁有手機,所以最後她只跟IMWU的人用藏起的手機偷偷通過一次電話,之後就無法再聯絡了。剛巧農曆新年時僱主出外旅遊,她在星期日放假外出時就遇到香港印尼移工協會(Asosiasi Buruh Migran Indonesia, ATKI)的成員,她們聊了很多有關工人權益和移工在港遇到的問題,又鼓勵May主動向僱主投訴,讓她知道香港法例規定僱員每星期至少有24小時的假期。自此May就開始參與ATKI移工權益的學習,因為她一直都知道移工的議題複雜,牽涉印尼和香港兩國的政策,希望知道和參與更多,所以甫認識ATKI,就決心加入成為會員。

May的抗爭之路就由為自己爭權開始。她受到ATKI成員的鼓勵和指引後,就鼓起勇氣跟僱主談判。她向僱主提出若果再要求她到他們的父母家工作,又不安排固定的假期,就會到勞工處投訴。僱主聽罷就立即答應她的要求。其實May當時已經有意提早結束合約,但僱主多番挽留,她亦只向僱主要求一個月有一天假期在星期日。最後還是完成兩年合約後轉了另一個僱主,才有固定的星期日假期,可以參與ATKI的活動。

走進印尼移工自助組織

ATKI是其中一個以維園為基地的在港印尼移工自助組織,一共分成5個大組,每個大組逢星期日都會各自在維園固定的地方見面,談談移工權益,處理移工姊妹的求助個案,又會一起唱歌跳舞吃飯,共渡假日時光。當有大型活動、議題分享或抗爭行動的時候,5個大組又會聚合起來。May說這裏就好比一個城市裏的5條村莊。每兩年一次大會,5條村莊的成員就會聚起來,共議來年的行動,並選出新一年的幹事。2010年初剛加入的時候,May是一個叫Tanderska的大組的成員,同年三月轉了第二任僱主後,終於可以在每個星期日放假,恆常地到維園參與ATKI的活動。同年年底,她就成為了ATKI的幹事。

在未轉第二任僱主之前,即使May每個月只能參與一次ATKI的活動,她已經積極地在自己工作的時間參與ATKI的事情。那時候她總是帶著一大袋ATKI的單張、行動聲明,以及香港僱傭條例小冊子在身,派給同樣到補習社接送孩子的移工姊妹。她說,這些已經成為朋友的移工姊妹,到現在還記得,當時她一開口就會提醒她們有什麼權益。

她甚至會回到中介公司向其他姊妹派發ATKI單張,簡單地教她們如何討回護照和終止合約。其他姊妹聞說她曾成功自己向中介取回護照,就紛紛向她求助。根據《人事登記條例》條例,持有他人的護照是違法的,但May說中介公司會向姊妹辯解,稱只是幫她們保存護照。她深知中介公司職員理虧,所以即使有可能會受到職員的叱罵,甚至恐嚇,她都堅定地向職員要求取回護照。

 

受限於僱主的自由空間

May笑言自己在香港換過很多僱主,9年間一共換過6名僱主。自從加入ATKI後,由第二任僱主開始,面試時她都會先讓僱主們知道她在移工組織的身份。當中當然有不喜歡她參與組織的僱主。May回憶起雖然第二任僱主十分滿意她的工作表現,又讓她在星期日放假,她才得以投入參與ATKI的組織活動,可是僱主卻不是真的了解和支持她參與行動。2012年有多場由移工發起的大型遊行和行動,爭取提高工資。當時僱主會刻意告訴她領事館那邊因為遊行而交通擠塞,追問她何時回家。僱主又會質疑移工如果想提高人工,就去加拿大打工,不要來香港。May說有些僱主尤其不喜歡姊妹參與行動,因為覺得這些行動會削弱僱主的權利。為免麻煩,May都不會反駁僱主的言論。

然而第4任僱主卻動搖到May要求星期日放假的原則。僱主堅持May要留在家中照顧孩子,所以不讓她在星期日放假,亦因此天天與維護May的丈夫爭吵。最後May覺得受不了,只工作了5個月就主動提早結束合約。

自與第四任僱主結束合約後,May之後遇到的僱主不但接納她參與組織,更同意她平日只要完成家務,就可以去處理組織的事情。如第五任僱主同意只要平日她帶了孩子上學和預備好晚餐,下午4時就可以外出處理組織的事,碗碟就待她回家再洗就可以。

當然不是每個移工姊妹都被僱主允許有同樣的時間和空間參與組織。為了確保至少可以在星期日參與組織的活動,移工姊妹都會在面試時表明希望在星期日放假,以便外出學習英語、廣東話、電腦等技能。

現任僱主十分支持May在組織的參與,亦會主動捐贈食物和錢給May十分支持的女移民工庇護中心。僱主時常要出國工幹,時常不在家,所以跟May協議好只要她照顧好家裏的貓狗和完成打掃就可以外出處理組織的事。為了隨時都可以接聽姊妹的求助電話,平日May在煮飯或餵貓時,都會把電話放在口袋,方便一邊做家務一邊處理求助。不是所有參與組織的姊妹都如May一樣可以在工作中得到空間處理會務,很多ATKI 的姊妹都被僱主的規矩所限制,如要在僱主出門前交出電話,直至工作完才可以取回電話。所以有120名會員的ATKI現在只有30人能夠負責接聽求助電話。

 

來港打工前傳

May來港之前已經到過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汶萊打工18年。這三地都是印尼人常去打工的地方,卻一直缺乏對外勞的保障,遇著怎樣的僱主,就有怎樣的工作待遇。不由自主地承受著工資、工作內容、居住環境,甚至人身安全沒有保障的風險,似乎就是所有飄泊異鄉的移民工的命運。

May的老家在印尼種植和買賣煙草,1989年時煙草的價格很低,很多煙草農夫都入不敷支,最後只能申請破產。May的家也逃不過破產的命運。作為五兄弟姊妹中的大姐,May為了養家和還清債務,她決定代替原本打算到中東國家打工的媽媽到馬來西亞打工,讓媽媽可以留下照顧當時只有一歲的妹妹。1991年到馬來西亞的時候May只有17歲,同行去打工的還有她40歲的姑姐,她們倆都是第一次出國。

May笑著回憶道,馬來西亞的僱傭中介公司就像販賣人口(people selling)一樣,不經面試,讓僱主當著一班移工面前指指點點「我要這個,要那個」。她亦是這樣被第一個僱主帶回家。她當時簽了由中介和僱主定立的合約,跟香港現時的標準合約不同,薪金、住宿、假期等都沒有規範,亦可能要到僱主的店舖或餐廳工作。她每月薪金約400 馬幣(約現時港幣779元),付了4個月中介費。May先後照顧了第一個華人僱主的太太和姨太太,之後就到中藥舖工作。僱主包辦了她的食宿和衣服,卻在她工作了3-4個月後才付人工,而且整整兩年都沒有假期。

另一個在姨太太家打工的姊妹被姨太太打傷後仍要繼續工作,而且兩年都沒收到人工。May就向僱主追討,並替她寄錢回印尼,直至May完成合約回到印尼。

May在第一個僱主家打了兩年工所賺到的錢,已經足夠還清了印尼家鄉的債務,但因為她只有中學二年級的教育程度,差一年才有畢業證書,在印尼本國無法找到工作,所以在家鄉參與妹妹的婚禮後,又回到訓練所待了兩個月,準備再到馬來西亞打工。

有了第一次的工作經驗,May第二次到馬來西亞打工時就得到更高的人工,僱主3個月後又願意加薪。僱主太太都會幫忙做家務和帶兩個較年長的孩子上學,May 只要留在家中照顧最小的孩子就可以。可是兩年來依然沒有固定的假期,當有朋友約她外出見面,就要向僱主要求才可以放假。

May回到印尼結婚後不久又再到馬來西亞打工。這次在印尼人開的學校食堂負責煮飯,人工比不懂煮飯的員工都高。有時飯堂收工後會接待一些印尼政黨、議會或其他組織,僱主就會額外付錢請May預備食物,所以當時的月薪超過900馬幣(約現時港幣1753元)。工作了一年,May就決定回印尼生小孩。

直到兒子5歲,May決定到新加坡打工。當時人工約200坡幣(約現時港幣1152元),比初時到馬來西亞的人工要多。僱主夫婦十分喜歡May做的菜,又很放心讓她照顧寶寶。跟在馬來西亞時不同,每個星期六、日May跟著僱主到了不同地方遊玩和用餐,僱主又將她介紹給其他家人認識。但同樣May都要先問準僱主才可外出放假。

2003年May由新加坡回到印尼,兩年後她生下第二個兒子。在小兒子一歲多就到了汶萊為一個馬來人的大家庭打工。起初僱主只需要她照顧好剛出生的寶寶,但後來不單要侍候與僱主同住的父母和4個兄弟,更要照顧兄長的孩子。每天單是為這個胃口大的大家庭準備早餐就已經要花May很多功夫。除了早、午晚三餐,亦隨時要在凌晨準備宵夜。加上清潔和其他家務,令她非常疲憊,所以工作14個月後就跟僱主提早終止合約,再回到印尼的訓練所待3個月,準備出發到香港打工。

 

日漸成長的自主力量

與她曾打工的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汶萊相比,May說香港對移民家務工的保障算是比較好。有法定的固定假期,的確相對令移工姊妹有機會發展工作以外的事情,如人際關係、興趣、參與組織等,亦有機會得到求助的資訊,但香港對移民家務工的保障依然不足以讓移工姊妹免受壞僱主和壞中介的剝削,不然May和其他移工組織者就不用由早到晚忙著兼顧家務和會務。

May現在已經是ATKI的主席,每天都忙著為組織的做記錄,又會接電話協助印尼移工姊妹處理有關中介費超收、向中介取回護照等問題,又幫忙轉介個案到移民工牧民中心(Mission For Migrant Workers, MFMW) 尋求進一步的協助。這麼多年來,May處理過的求助個案已經多到不能盡錄,去年就試過一天接到50個姊妹的求助電話。

現在時常替移工姊妹跟領事館和中介公司周旋的May,初進ATKI的時候, 除了跟著一步步學習如何終止合約外,亦會在每個星期日跟正在處理不同個案的組員交流,在互相分享經驗和實際處理求助個案之中學習。所以May現在會讓ATKI的其他姊妹幫手接聽求助電話,讓她們都學習如何協助有需要的姊妹。就如她當初一樣。一些受過她幫忙的姊妹都會尊稱她是媽媽或姐姐。

在印尼的家人都不理解她在香港為什麼要為義務的移工組織勞心勞力,起初更誤以為她如此繁忙,一定是賺很多錢。May跟家人解釋她正正因為沒有錢,所以她就忙著用她的頭腦和技能來代替用錢去幫助別人。

以前對移工權益和政府的政策一無所知的May,現在已經可以處理其他姊妹的求助,組織行動,跟政府談判,更因為要寫報告而學懂用電腦和打字,這是只有初二畢業的她意想不到的。她說如果當初沒有參與組織,可能現在放假就只會去購物和唱k。一直聽著她自豪地總結自己在ATKI裏的成長,我就想,真正的自主,就應當如May和其他移工組織者一樣,不斷提升自己的力量,奮力抵抗壓迫,捍衛自己應有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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