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LAR – 印尼移工反對超收費用聯盟

文: freakyio (atki 媒體實習生)

PILAR-HK (Persatuan Buruh Migran Indonesian Tolak Overcharging di Hong Kong a.k.a. United Indonesians Against Overcharging – Hong Kong 印尼移工反對超收費用聯盟) 的成員總是給人一個醒目活潑的形象。她們在11周年慶典上跟來賓開玩笑,又嘻嘻哈哈的在維園的中央草坪上跳舞。玩樂過後,她們又拉起旗幟橫額,先在草坪內繞場一周,給在場的人展示她們的訴求,再浩浩蕩蕩遊行到印尼大使館門外,陪伴著被超收中介費的印尼移工叫喊口號。她們當下的樣子是如此堅定而自信。

然而她們都有過失去信心的時候,因為要打擊這種跨國的壓榨絕不容易。直至今年,才有成功向中介追討的個案出現。

跨國的壓榨

所謂的中介費,其實是分別由印尼和香港的僱傭中介公司向離鄉來港打工的印尼人收取的服務費用。按照印尼政府訂立的收費表,移工要向印尼的僱傭中介公司為訓練所的住宿、伙食、及學費,和辦理工作簽證文件等的服務費用,付14780印尼盾(約港幣8300元),當中已包括支付香港僱傭中介介紹僱主的費用。

然而,初到香港打工的印尼移工,不清楚印尼政府認可的收費,又不熟悉香港的法例,就連自己被超收中介費都不知道,結果就由8300港元,變成要在工作首6-7個月每月扣除薪金2000-3000港元,即一共最高達21000港元的費用。為了確保在港打工的移工付清費用,印尼僱傭中介公司會強迫他們借貸,並經香港的放債公司追債,又或者直接向僱主收取工資,扣除中介費才支薪予移工。大部分來香港打工的印尼移工,都會被超收中介費。

僱傭中介公司又會時常巧立名目,向移工收受額外的費用,如在超收的六個月中介費外再多收10%的費用,最近亦有公司重覆收取$440作香港身份證的費用。僱傭中介公司壓榨移工的手法層出不窮,連PILAR的幹事Bimoe都驚訝「之前未見過咁樣」。

 

如果僱主能明白

為了打擊猖狂的僱傭中介,印尼移工自組的組織ATKI (Asosiasi Buruh Migran Indonesia a.k.a. Association of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s – Hong Kong 印尼移工協會 – 香港)的發起人Eni就在2007年,與其他印尼移工組織組成PILAR,集中關注超收中介費的問題。來自不同組織的會員會在PILAR學習如何協助被超收中介費的移工,並聯合起來向香港和印尼政府施壓,要求處罰和杜絕違法的僱傭中介公司。

要阻擋僱傭中介公司繼續向移工收取過多的費用,僱主的介入很重要。「如果有印尼銀行或者公司(僱傭中介公司) 打電話黎要求俾錢,僱主只要話尼啲野我唔理,唔好阻住我工人,咁就ok晒!」Bimoe解釋PILAR「唔係要fight with employer」,而是讓僱主明白移工的處境,並一起對抗無良僱傭中介公司。

「但老闆唔鐘意姐姐搞咁多野,總之就(希望移工)專心做野。(移工)新黎時又收到銀行信,中介又成日打黎要錢,對老闆黎講真係好煩」。Bimoe明白要得到僱主的理解不容易,而且對於初到港的移工來說,可能連日常溝通都有困難,就更難有信心以廣東話向僱主解釋。然而,與僱主溝通就只有移工自己才可以做到,所以PILAR就讓有超收問題的移工認識他們應有的權益,然後協助他們向僱主解釋自己的處境,如提供翻譯成中文或英文的文件。當僱傭中介公司向移工追討中介費時,僱主就可以替移工說話。

Bimoe又補上一句「如果印尼銀行成日寄信去僱主屋企,總之老闆唔理,姐姐好好地做野,老闆信啲姐姐,攪掂!」

然而,有些移工在僱主家中已經面對不合理的待遇,「老闆唔俾食早餐,休息時間不足,與合約指明的工作内容不同,被要求去其他地方做野」,Bimoe對這些處境如數家珍。有些到PILAR求助的移工最後因為怕得罪僱主影響關係,亦怕若失去工作,就要返回印尼。出外打工賺錢卻空手而回,是移工最不願見的,所以最後還是向僱傭中介公司付上全筆的費用。可見在港移工即使求助有門,最後決定去抵抗剝削還是不容易,必須要有極大勇氣去承受風險。

 

成功的開端

除了支援仍被超收中介費的移工,PILAR亦替已支付過多中介費的移工向印尼僱傭中介公司追討。

要在香港向遠在印尼的僱傭中介公司追討,就要透過在港的印尼大使館向印尼政府報告。PILAR一直都會收集個案並提交到印尼大使館,亦會與大使館的官員會面,直接反映超收中介費的情況。而大使館表示他們只負責轉交個案,最後起訴的決定還是在印尼政府手上。多年來都無法得知印尼大使館有否轉交個案,只知道印尼政府一直都沒有對超收費用的印尼僱傭中介公司作出任何行動。

直至2018年開始,終於有14個成功向印尼僱傭中介公司討回費用的個案。最後能夠成功為移工討回損失和公道,幹事Fafa認為是因為剛上任的大使館官員的處理態度與以往不同。但若果PILAR沒有堅持以行動向大使館反映,每個星期陪同求助的移工到大使館提交個案,讓他們知道單是2018年首四個月就已經有超過300宗超收個案,就沒有成功申訴的機會。

 

「最flexible (有彈性)的alliance (聯盟)」

PILAR成員組織的類型相當多元化。最初30多個組織裏面,有很多都是移工自組的舞蹈團,因為有很多沒有組織背景的移工,受到幫助後希望加入PILAR, 所以就以舞蹈團的身份,成為PILAR的成員組織。Bimoe亦是在2012年帶著自己的舞團加入PILAR,今年第一年成為幹事。喜歡跟朋友唱歌跳舞的Bimoe在加入PILAR之前,已經跟很多其他印尼移工組織的成員稔熟,最後選擇加入PILAR,因為PILAR是「最flexible (有彈性)的alliance (聯盟)」。

現時的14個成員組織中,除了有關注移工權益的組織外,亦有印尼傳統和現代舞舞團,亦有穆斯林和印度教組織。不同組織背景的會員來到PILAR,都會一起學習香港和印尼的法律,認識移工在港的權益,然後陪伴求助的移工處理超收中介費的問題。各組織的幹事每幾個月就會針對當時最常遇到的求助問題,設定一系列的學習活動,讓姊妹知道如何應對,並計劃進一步的行動,如在維園進行問卷調查,網上發放資訊等。

PILAR成立的頭幾年都是由ATKI的幹事帶領,後來漸漸有幾個組織在當中活躍起來,於是在2010年開始了第一個大會,讓每個組織的會員各自投票選出一個代表出選幹事。隨著成員的經驗累積,幹事會的架構愈來愈成熟,自2015年起由5人增至7人,增加了安排學習和處理個案的幹事。雖然一路走來她們曾經失去信心,卻沒有鬆懈,仍然堅持在工餘的時間,一面玩樂說笑,一面努力學習和收集個案,或許就是這次小勝一仗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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