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輋清潔工抗議:勞工處反口 工會被拒門外 學生到場聲援

[草根.行動.媒體] 報導

昨日(20日)早上9時半,禾輋邨智和樓四樓平台聚集了一群清潔工友。他們身穿民順清潔公司(下稱「民順」)的碧綠色制服,高舉「調職無理、我要遣散費」的示威牌,在房屋署會議室外抗議民順借調職迴避支付遣散費。

假調職 真遣散
禾輋邨清潔工作由房署外判民順公司接手管理,六年合約將於月尾完結。香港婦女勞工協會(下稱「女工會」)清潔工人職工會幹事梁芷茵解釋,十月中收到工友消息,指公司向工友派發調職通知書,將工友調遷至包括馬鞍山、黃大仙和青衣的四個屋苑,屆時將由業主立案法團負責外判招標事宜。然而,大部分工友都在禾輋邨居住,撇開交通費不計,離開原區工作等於加重工友接送子女、照顧家庭的負擔。但如不願意調遷,工人便會被迫簽紙自願離職,公司則可省去遣散費的賠償。現時工友月薪大概港幣九千一百,扣除強積金對沖,公司需付遣散費約八千元。據工友說,當時公司態度惡劣,聲稱「唔係結業、有工返」,但阿茵表示調遷區如馬鞍山耀安邨、東頭邨已由民順接管,定已聘請足夠人手,不相信能夠突然提供近30個職位空缺,質疑民順根本無心安排調職。

港無集體談判權 工會被拒之門外
二十九名工友早前已寄了一封聯署信要求民順依法支付遣散費,卻沒有得到回覆。經過昨日傍晚民順因「公司內部會議」為由拒絕工會加入談判、亦拒絕回答是否會賠遣散費後,工友原本決定於昨日早上七時半展開工業行動。一大早,管工便在打卡處守候,不斷遊說工友先開工,再等到九時半與公司開會。經過商量,女工會亦向勞工處成功施壓介入糾紛,工友認同在勞工處介入和主持的情況下,可以同公司開會,遂擱置行動。九時左右,勞工處職員與工會幹事商討會議流程。由於民順堅持拒絕工會參與談判,雙方同意先讓工會與工友單獨開會,再由資方(民順和房署)與工友單獨談判,以此類推。女工會與工友開完會後,民順代表於近十時到達會議室進行閉門會議。資方會議持續兩小時,期間並沒有按照工會和勞工處的協議,讓工會和資方輪流與工友談;反而一位管工得以不斷進出會議室。直至下午一時左右,工友和民順代表陸續離開會議室,勞工處職員稱雙方已達成協議,指稍後會發出政府新聞稿,拒絕透露協議細節。

其後勞工處向女工會解釋,勞資雙方已就和解條款達成保密協議。被質問為何工會沒機會與工友商討資方提出的方案,勞工處則一再推託,稱會議氣氛良好、談判順利、感謝工會的付出,卻不肯正面回應早前與工會就會議流程達成的共識。工黨主席郭永健強調,是次安排暴露了香港缺乏集體談判權的弊端,令工會無法代表工人,被隔絕於談判桌外。女工會幹事美蓮更批評談判不平等,會議期間工友不但承受公司壓力,還有管工不時出入。面對各種權威,工友在談判時只能處於弱勢。這時,工會在場便至關重要:美蓮舉例,早上工友在垃圾房逐個面對「大家姐」,心裡一定會怕,畢竟由朝到晚都要聽她指示;但有幹事陪同,在管工刁難時回斥,可以是一支強心針,工友也開始敢挑戰:「你咁樣我點返工啊?」同樣,談判桌上政府官員、資方坐成一排,若無工會支持,很難相信平時掌握工人生計的老闆、只會耍官腔做「和事佬」的官員能夠與工友進行平等的磋商和溝通。勞工處一味口說尊重工人和工會,卻把工會截下,以掌權者的身份判斷會議順利、工友能夠自由表達訴求,完全不將勞資關係的不平等放在眼內——最後勞工處職員一句「我哋都是為工人」,聽來實在諷刺。美蓮亦提到,工友今次行動不只是為追討應得的賠償,更關乎工人的尊嚴。若今次被公司下了封口令,以後遇到類似剝削情況只會「更驚、更唔敢講」。對於房署昨日不肯借出會議室給工友與公司開會,令工友在門外苦等兩個小時,工會幹事梁芷茵亦表示強烈不滿。房署職員回覆指當時人手不足,卻能連續兩日安排人手借房予公司開會,實難避有偏幫公司之疑。工會表示會繼續跟進事件。

「大學生都是基層」

除了工會,在場支援的還有一班學生的身影。會議室內,工學同行的雅文向工友分享年前海麗邨和月頭大圍新翠邨清潔工追討遣散費的經驗,在白板上列出各項方案,詳細解釋特惠金和遣散費的分別。為什麼學生會走出來與工人同行?她和工學同行的朋友一直關注院校的勞工議題,像去年六月,就讀於浸會大學的她便參與組織學校外判清潔工友、保安員發起一日罷工,迫使校方介入,一齊追討遣散費。雅文表示,學生面對校方時議價能力大,例如由他們召開會議,學校就一定要逼住回應,由此施壓。學生和工友的關係在她看來也是密切的——從上完課工友清理課室的日常接觸,延伸至畢業後收入相近的勞工身份。現時工學同行正在進行一個聯校調查,走訪各間院校的清潔工,了解他們的工作待遇。「我哋想透過呢種聯校交流,俾佢哋對比到,原來係有不公平嘅。好似中大咁,原來可以冇外判……好多時工友係冇信心爭取好啲嘅待遇。」從院校勞工議題的關注延伸至社會,雅文說「都是同一個問題」。僱傭條例的漏洞、勞工處的不作為等等滿目瘡痍的制度,是外判基層工友遭受種種剝削的源頭。「其實唔止遣散費,年假、工傷(賠償)有冇做足?呢啲都係要跟落去。」

 

中大基層關注組(下稱「基關組」)早於十月已和女工會合作,每兩個禮拜在禾輋邨探訪清潔工。基關組成員Wingo指他們一行四至五人,會向清潔工派發平安包(如口罩和工會聯絡方式),同時和工友談外判資訊。像是談到去年海麗清潔工罷工事件,工友也表達不忿:「(外判公司)賺咁多錢,仲要慳(遣散費)。」Wingo說起第一次落區,工友會問他們來做什麼,也不期望他們會一直來,但一提到待遇問題,便氣得和他談了近兩個小時。經過五六次落區後,慢慢和工友熟絡了,便多了聊天,聊新年回鄉的拜祭儀式、如何爬難行的山等等。同行的還有一年級新生,Wingo指基關組希望大學生能夠透過與基層接觸的第一身經驗,重新理解社會。譬如他們在落區前會舉辦工作坊,解釋現時外判制度和介紹清潔工的工作條件。當真正探訪時,大家從工友口中得知他們的工作內容、人工,由此思考何謂一個合理的僱傭關係。

收到今次工友被發調職通知書後,基關組的兩名成員便連同女工會約倒樓和特別隊(負責清理坑渠、淋花等)的工友在民和樓對出公園商量,並幫他們計算遣散費的金額。隨後兩次工友大會,基關組也一齊準備聯署信、商討工業行動的細節。Wingo說自從收集了工友的聯絡方式後,基關組便不斷開展組織工作。在考慮是否罷工期間,他們亦向工友解釋罷工具體的安排、釐清誤會,討論時間、地點的考量。問及學生於基層運動的身位,他提到現時外判眾多,工會人力始終有限,單是屋邨清潔工也無法走遍,學生便能在此補位分擔組織的責任。同時他亦感到無奈,因為這次落區遇到滿約追遣散費只是冰山一角,「再有其他區我哋可能都唔知,工友亦未必識搵工會幫手。」此外,學生有時間消化各種複雜的勞工制度,例如強積金機制、遣散費的計算,可以幫助工友更容易理解。對Wingo來說,如今的基層參與會影響畢業後如何理解一份稱職的工作。他記起一次落區與倒樓的工友聊天,工友告訴他公屋垃圾槽的設計如何令他們的工作極度不方便,亦嘗試和當時負責的工程師反映;但工程師的反應竟是嫌他多口,還要讓管工解僱他。Wingo舉例,很多大學畢業生會去做管理層,這時懂得自己的決定對前線工作人員的影響便相當重要。

基關組的另一成員嘉穎則強調,他們這班學生走出來支援,並非只出於正義感,而是明白「大學生都是勞動力」。她認為,就算大學生與清潔工在僱傭勞動市場中的位置有差異,其實也會經歷和基層工種一樣的問題。一位金融從業員面對主管,清潔工友面對管工,同樣是僱傭權力的差異。同是基關組的Vivian補充,在新自由主義的大趨勢下,外判、合約制度的剝削猖獗:大學也出現越來越多兼職講師,剝奪大學教授應有的福利和權益。在沒有集體談判權的香港,勞資不平等成為慣例,任何打工仔女都被逼處於零散化、不穩定的僱傭環境之下共同受困,不過程度之別,所以更加應該互相支持。

(圖片提供: 小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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