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路博弈2018] KOTAKU,沒有貧民窟的城市 所謂現代生活和在它眼前的迷茫

轉自:焦點事件 王子豪、孫窮理報導

第一次來到Tamansari時,已經是晚上了。

那一天下午,我們在萬隆,前去拜訪印尼最大,也是最早的環保團體WALHI西爪哇分部。採訪過程中,忙碌的負責人達丹(Dadan Ramdan Hardja)不時要接電話或是招呼其他來訪者。幫忙作英文翻譯的印尼環境論壇(Wahana Lingkungan Hidup Indonesia,WALHI)志工多迪(Dody Alfajr)問我們,有什麼想去的地方嗎?在閒聊間,他提及了一個正在面臨拆遷的聚落,Tamansari,那就去看看吧!

夜訪Tamansari

對WALHI的採訪結束後,已經是傍晚了。多迪一邊打了幾通電話,一邊向我們說明,要帶外人進去,最好還是先向居民打聲招呼。WALHI的成員買了一些點心回來請我們吃。原本不能理解,明明天色漸暗,為什麼不快出發?後來多迪向我們解釋道,因為快到「Maghrib」,伊斯蘭日落時的禮拜時間。多迪試著向不是穆斯林的我們解釋,他認為Maghrib是日夜交替的時刻,會有很多「精靈」出沒,他盡量不會在這個時刻待在室外。

「Maghrib」結束後,一個WALHI成員順路開車送我們到Tamansari附近,一個大型商場外的圓環。在不熟悉的都市地貌規劃中,不知所措地跟隨著多迪直直地穿越了一條車來車往的大馬路,順著商場繞了半弧,鑽進了一條下坡小道。經過三五成聚的小販後,直立眼前的是一間簡素藍綠色的清真寺,Masjid Al Islam,方方正正,除了鐵皮往外搭建的兩遮外,沒有更多的裝飾。

多迪向坐在Masjid外面的幾個男人打了個招呼後,領著我們繼續往裡頭鑽。逆著Masjid又繞了半圈,終於鑽進了Tamansari的小巷弄間。

轉過兩個巷口,多迪帶我們到了一間轉角上三坪左右的房間。後細長的空間裡堆放了些雜物,門口內則擺了張床墊,三個年輕人,兩個男孩一個女孩Mega在那兒抽菸聊天。幫忙翻譯了一整個下午的多迪愜意地窩上床墊的一隅滑起了手機,三個年輕人中Mega的英文稍好,但也沒特別精通,硬生生地開始介紹起Tamansari,卻也和我們漸漸地互相熟悉彼此的英語。

Tamansari是這附近一大片的區名,只是在拆遷議題的語境下,現在大家講Tamansari便是特指這一個正面臨拆遷的聚落,經歷過陳情與抗議,市政府卻仍然在幾個禮拜前來拆掉了大半的房子。更早已前,其實附近是有更多這個樣子的聚落的,隨著都市化的發展,一個接著一個的被拆遷、改建。

現在輪到Feru他們生活的聚落了。

「沒有貧民窟的城市」

你知道嗎?

亞投行成立於2014年,是一個由世界各國出資、中國主導的「國際開發金融機構(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s,MDBs)」參見條目:〈什麼是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IIB)?

Tamansari現在面臨的,是一個由世界銀行(World Bank,WB)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簡稱「亞投行」)」聯合資助的「貧民窟升級」計畫,印尼文叫作「Kota tanpa kumuh」,意思是「沒有貧民窟的城市」,印尼人依字首簡稱為「KOTAKU」。

這個從2015到2019年的計劃,由印尼政府提供大部分的13億美元融資,WB和AIIB各提供2.165億美元融資,這也是世界銀行與亞投行首次的聯合融資項目。

根據WB的報導,印尼(總人口約2.4億)約有2,900萬人生存在「貧民窟」裡,其中1,100萬人缺乏衛生設施,900萬人無法取得安全的用水,貧困的人口從私有水系統取得用水的費用,是公共供水系統的10到30倍(參考);也因此,Jokowi政府提出「100%飲用水、0貧民窟、100%衛生設施」的目標。

這聽起很不錯,有什麼問題嗎?

印尼的人權組織ELSAM(Lembaga Studi dan Advokasi Masyarakat,英文為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 and Advocacy,政策與宣傳研究所)的一份報告,點出了一些問題,ELSAM說,JOTAKU計劃諮商的過程,沒有能符合WB或AIIB的要求。

2016/1的諮商會議,成員組成多以政府官員為主,民間參與不足,3個小時會議後,關門做出結論。在2015年時,KOTAKU計劃,的社會和環境衝擊被列為「A」級,被認為要做更詳盡的環境和社會分析,但在2016年時,被列為「B」級,變成只有簡短的分析。

加上佐科威政府基於各種大型建設的需要,修改環評和徵收的法律,例如,縮短對被徵地地主意見表達的時間、讓基於私人利益的目的,也可以徵收土地,遭遇到衝突的時候,開發單位只要把補償金提存到法院,就算補償的程序已經走完,在法院還沒有判決的時候,就可以繼續徵地、將地主驅逐。

在環評制度上,也是一樣,影響大的案子,公眾只有10天可以表達意見,影響小的,只有3天,而且在環評還沒有通過的情形下,開發單位就可以進行開發。2016年,佐科威更修改法規,縮減了環評的程序、減少對於森林砍伐及環境破壞的評估時間,環評過程,也缺乏有意義的諮詢機制。

在徵收區中的農民,大多屬於沒有土地所有權的無地農民,在計劃裡,也缺乏對於這些無地農的安置和補償的機制,在這種情況下,ELSAM擔心,將引發農民與特別是中國工人之間種族的衝突,在報告裡,ELSAM也注意到了經濟上的補償機制,最後都回到男性身上,對女性受到的非物質性損失,則缺乏補償的機制。

此外,ELSAM更指出,KOTAKU計劃是「Urban PNPM(PNPM,Program Nasional Pemberdayaan Masyarakat,國家社區賦權計劃)」的延伸,在PNPM執行的過程,發現了非常多的問題,金援3,570個計劃中,只有128個計劃合法結案,這種問題不解決,ELSAM擔心,「KOTAKU」將造成更多貪腐的問題。

ELSAM認為,印尼的國家保障系統(country system safeguard,CSS)非常脆弱又沒有品質,不符合WB或AIIB的規範。

世銀貸款對環境社會的衝擊與調整

關於世界銀行貸款的基礎建設,造成環境與社會衝擊,最有名的例子,就是1990年代,由世界銀行支持的印度納瑪達河(Narmada River)數千座水壩和數十座電廠,以及一條全球最大的人工運河計劃;其中光撒多撒羅瓦大壩(Sardar Sarovar Dam),就要造成12萬6千人遷離棲地,整個計劃估計有上千萬人將受到結構性的影響。

1991年,從印度開始,透過在地的抗爭,發展到全球的串聯,迫使世界銀行不得不正視開發所造成的衝擊,1992年組織獨立的調查委員會,最後調查報告指出,受害戶的遷移與更生目標不可能實現,預估效益也不切實際,嚴厲批判這項計劃「充滿缺陷」,終於使得世界銀行在1993年3月,宣佈終止對印度的貸款。

「納瑪達計劃」是WB撤除已經通過的開發計劃貸款的首例,也是從在地到全球NGO的一個重大勝利,1994年9月,全球2,000個NGO在印度馬尼貝里村(Manibeli)發表〈馬尼貝里宣言〉,向更多世銀貸款的水壩項目提出挑戰。

批判WB在當時已貸款500億美元,在全球92個國家興建的500多座大壩,已迫使1,000萬人流離失所,在強制興建水壩的過程,WB對各種任意逮捕、毆打、強姦和平示威者的事件視若無睹。並指控WB以秘密和不負責的方式,推動這些計劃,而不考慮符合環境及社會成本的其他方案。

台灣反水庫運動再起

在環保與在地團體的抗爭下,2008年,政府仍執意開始了雲林湖山水庫的興建,當時執政的民進黨並承諾湖山水庫將是「台灣最後一座水庫」,而在民進黨於2016年上台後,推動「前瞻基礎建設」,卻使得新北市雙溪水庫的計畫,重新啟動,也使反水庫運動再度串連起來。〈情義相挺 命運共同 雙溪匯流處 那些反水庫的人

 

1997年,再在巴西庫里替巴(Curitiba)聚會,也發表了〈庫里替巴宣言〉,除了確認〈馬尼貝里宣言〉的原則外,這些來自世界各國的小農、工人、漁民、原住民族…向世界銀行等國際信貸機構以及開發大壩的跨國資本、顧問公司宣戰,除了反水壩,也提出「拆壩」的訴求。

「納瑪達計劃」的失敗,給予世界銀行很大的衝擊,除了在1992年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外,也著手一系列組織內部的改革,避免它所支持的開發案造成的衝擊,1997年,這些零散的保障政策,被匯總為「保障政策(safeguard policy)」,2016年,世界銀行通過「環境暨社會框架(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Framework,ESF)」,並於2018年10月,正式推出。

從「納瑪達計劃」的失敗,到「環境暨社會框架」的付諸實現,世界銀行足足走了25年,不過現在的變數,是新興的資本輸出大國興起,新的投資銀行,如亞投行,或者中國開發銀行、金磚國銀行的出現。

基於對世界銀行過去透過貸款,要求承貸國進行「結構調整計劃(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me,SAP)」,以推動資本自由流動與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批判,主導亞投行、金磚行的中國,一開始就強調「不介入他國內政」,並以此作為其資本輸出更具「平等互惠」性質的賣點。

不過,在開發過程中間可能產生的種種環境、社會的衝擊,這些說起來,也算是承貸國的「內政」,在亞投行和世界銀行這個全球第一起合作的案例裡,亞投行則只是很簡單地回應,將會採取世界銀行的標準。

貧民窟,誰說了算?

Feru指向我們進來時繞過的大商場說,那邊原本也是個聚落的,幾年前,政府說要拆掉舊聚落,要蓋公共建設和公共住宅,但你看,最後卻蓋了一個商場。

一如我們在很多其它地方所見到的,住在Tamansari的人,大多從事低階或是不穩定的工作,在Tamansari解決了住的問題,收入還足以應付其它生活所需。但若搬離這裡,連租房子都成問題。更何況許多人的工作都有地緣性,離開後是否能維持現在的工作,更是許多人所擔心的事。

當然更重要的是,Feru他們並不覺得現在的居住環境有什麼問題,更何況許多人在此生活了一輩子,與附近的鄰居,與這片土地,是有不願斷離的人際關係以及家的情感。

在Feru與Mega介紹的過程中,不時有路過的鄰居或好友探頭進來打招呼,或是坐進來一起聊天。

介紹到一個段落後,居民們帶我們去參觀他們的社區,剩下的社區。

「你要上去看看嗎?視野比較好。」Feru問我「這間曾經是我祖父的房子。政府給了他幾百萬(約台幣幾千塊)便要他離開,完全不管他離開之後,還能住在什麼地方」。

我們站在被搗毀一半的Feru祖父家二樓,望下腳下,只剩零星幾棟房子佇立在一大片整地中的土地上。多迪說,他以前在附近念大學,「那個時候我很常經過這裡,穿梭在小巷弄間。」他指著光禿禿的荒地這樣說,接著看向那座五光十色的橋「先是那座橋,然後是商場,現在是Tamansari。接下來,或許就是那邊了吧!」他指向隔著一條小河的對岸聚落說道。

「KOTAKU的另外一個問題是,」長期關注萬隆都市發展的Ali解釋,「什麼是『貧民窟』?根本沒有標準。市政府說了算」。在Tamansari來看,確實是如此。無論是從尚存的房子,或是從拆掉一半的屋子來看,即使先不定義「貧民窟」,Tamansari的房屋狀態實在說不上糟。甚至不用和網路上其他國家的典型貧民窟的照片比較,光是在印尼,我們就見過更多更多物質條件更差的居住群落了。

對於小河對岸的聚落,Ali並不完全同意多迪的猜想「至少我目前沒有聽聞那邊要拆遷的消息,或許還沒有那麼快。」但這反而才是萬隆市政府最大的問題,Ali說,不只是這邊的居民會問「為什麼是拆我們家?我們之後怎麼辦?」,從都市發展的角度來說,也要問市政府,為什麼要拆這邊?拆這邊要做什麼?整個都市更新的想像是什麼?「市政府根本沒有完整的規畫。」Ali認為,Tamansari的拆遷,或許就只是因為旁邊蓋了商場,讓這塊土地有了開發商機。

Ali說,市政府根本沒錢做那麼多的建設,所以只要有人想出錢開發,政府就全力配合。「所以Tamansari的朋友們才會這麼生氣,」Ali說「先是污名化他們是『貧民窟』,但整個計畫卻根本沒有要解決『貧民窟』的問題,完全不管他們離開這裡後的生活。拆掉Tamansari後這塊土地要做什麼也說不清楚,之前那邊說要蓋社會住宅,最後卻蓋了一座商場就是最好的前例」。

在我們往回走的路上,遇到了更多居民。被夷為平地的空地上,擺上了長凳,成為社區的聚會所。與朋友合創品牌製作衣服的Eva拉著我們聊起社區反拆遷的事。「台灣也有這樣的事嗎?」Eva問道。

有的,在彼此有限的英語能力下,我們談到了遭到迫遷的大埔,和華光社區還有正在面臨迫遷問題的大觀社區。當我看到影片,一位Tamansari的居民在市政府前陳情時,卻被警察圍起來打到頭破血流感到心驚時,他們則對華光社區的聲援者被判刑、台灣警察會偷扭手指的小動作露出驚駭的表情。

一個阿姨煮了一大盆泡麵擱在長凳上,擺上幾副碗筷,幾瓶杯水,一壺咖啡。再過兩天就是Ramadan,伊斯蘭的齋戒月,穆斯林們透過齋戒體驗窮人的生活,並反省自身。我問May,這間Masjid Al Islam也會被拆遷嗎?May笑笑著說,等到附近都沒有居民的時候,政府會幫祂搬到更好的地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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