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醫護走上抗爭前線——訪芝加哥護士Dennis Kosuth】

轉自:蹲點
香港自一月疫情爆發,到今天逐漸放緩,經歷了三個多月的波動——不單止是疫情本身,還有種種的抗爭。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必然是2月3日至7日醫管局員工陣線發起的一場多達7000人參與的罷工。政府和保守勢力雖然大力批評罷工,卻無法回應醫護長期面對的資源不足問題,以及疫症下急速惡化的情況。政府雖然沒有正面回應,但最終宣佈在2月8日起從內地入境的人士需要強制隔離。
原來其他地區的醫療人員也有組織行動,爭取醫療資源。例如美國芝加哥的醫護就動員要求政府撤回關閉急症室,到了4月中更有全國性的醫護抗議。這些例子說明,醫護的工業行動是可以得到社會大眾的支持。香港醫護工會經歷罷工後,如何繼續發展醫護和社會間的連結,對在未來爭取醫護權益和醫療資源,都十分重要。為此我們訪問了直接參與在芝加哥醫護抗議的護士Dennis Kosuth,讓他說說他們的抗爭經驗,或許對香港的醫護工會,甚至是總體工會行動有一些啟示。
/Q: 作為一名護士,你一直在應對疫情的前線。如同許多前線醫護,你也曾懷疑自己是否已被感染COVID-19。請給我們講講你的工作,以及你在工作和家中是怎樣應對這場疫症的。
DK:我當護士已經13年了,之前主要是在芝加哥的John H. Stroger Jr. Hospital of Cook County的急症室工作。2016年我從醫院辭職,轉到了芝加哥公立學校區(Chicago Public Schools)工作。為了增補收入,過去兩年半間我每週在Provident Hospital的急症室工作一更。3月20日(星期五),我本來應該負責下午3點到晚上11點的輪班。但那天晚上我實際上連續工作了近16個小時。3月25日(星期三),我的主管告訴我有兩個我接觸過的病人已經被檢測為陽性。因為家裡有妻子、孩子,還有妻子的父母,我想立刻接受檢測。我最怕的就是我已經在不知情的狀況下已經感染了他們。
主管說他們只會替有症狀的人檢測,於是我詢問了我的工會代表,他們建議我去國民警衛隊(National Guard)設立的檢測點。我在綿延幾公里的排隊車龍中等了四小時。排隊時我遇到了一位前同事,他現在在芝加哥消防部門工作,他說消防部門要求他們每次輪班前給自己做健康檢測。因為他們到處都弄不到量度體溫的設備,最後只好買了一個測汽車引擎的溫度計。這讓我很驚訝: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的第三大城市,應急人員竟然要用量度高達華氏300度(攝氏149度)的燃燒引擎的工具來量度體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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