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性別平等的反思——就疫情對婦女造成的影響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

轉自:獨立媒體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

新冠肺炎爆發至今已越半年,它帶來的衝擊影響着社會上不同群體和階層。女性因着性別分工和定型,令她們在疫情下面對更多的困難和挑戰。然而社會較少以性別的角度分析疫情為婦女所帶來的影響。有見及此,本中心於五月底舉辦了「性別角色工作坊2020—疫情下性別平等的反思」,邀請到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Karen Grépin、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Nimisha Vandan博士、新婦女協進會主席區美寶女士、香港婦女中心協會總幹事廖珮珊女士、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總幹事胡美蓮女士及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朱敏健先生,探討疫情對婦女健康、經濟和無酬勞動方面等的影響,以及面對家庭暴力的危機。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77098?fbclid=IwAR0EsQ_iXuOJIPRFQVIFU9GMh7iLC0KkqqVT0Rp7zju6ltrkgtENtKBXhSU

在工作坊中,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Karen Grépin指出,性別是理解健康的決定性因素之一。以往的疫情如西非爆發的伊波拉病毒、南美爆發的寨卡病毒,對女性的影響尤其深遠。 在西非,女性作為照顧者的角色不但令她們要照顧家人,亦要處理喪葬,增加感染伊波拉病毒的風險。在南美,寨卡病毒的爆發以致國家收緊生育服務,令女性難以獲得節育及終止懷孕等的服務。此外,疫情為女性所帶來的衝擊往往比男性難復元。在尼日爾,伊波拉疫情過後,女孩比男孩較難重返校園;世界銀行的調查亦指出女性較男性更難重投勞動市場 [1]。由此可見,疫情對女性的影響不只是短暫,也十分長遠。若性別角度沒有被納入防疫的考量,將會加劇現有的性別不平等。

站在防疫最前線的女性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字,女性佔全球醫護人員的七成 [2]。在香港,不論前線醫護、醫院工作的清潔工,以及在社區服務的護理員大多以女性為主。疫情不但加重她們的工作壓力,長期接觸病人亦增加她們感染病毒的風險。然而,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Karen Grépin表示,醫護人員的個人防護裝備,包括保護袍、眼罩、口罩等均以男性體型所設計,以致女性醫護欠缺適當的保護,面臨更大的健康風險。此外,新婦女協進會主席區美寶女士指出,政府並沒有把新冠肺炎納入為職業病的範疇,以致因上班而受感染的人士難以獲得相應的勞工保障。

生育服務的延遲

因應疫情的發展,世界各地的醫院都縮減非緊急服務,當中包括婦科及終止懷孕服務。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Nimisha Vandan博士表示疫情間生育服務的延誤對婦女的身心造成極大的影響。她們團隊曾訪問一名懷孕 18周的婦女,她因疫情的緣故4個月來從未到過公立醫院接受產檢,於是到私家醫生求診,發現胎兒生長遲緩2至3星期。本地關注青少女權益的機構青躍接獲一名個案,案主要輪候到懷孕 19 周才能接受終止懷孕手術 [3]。這些服務的延誤增加女性所面臨的健康風險,亦削弱了她們的生育健康和權利。
疫情下的家庭暴力

疫情下,世界各地的家庭暴力個案有急劇上升的趨勢。聯合國婦女署甚至把它形容為「影子疫情」(Shadow Pandemic) [4]。在香港,不少社褔機構表示接獲家暴求助數字的增長。香港婦女中心協會總幹事廖珮珊女士表示,今年1月至3月,他們機構接收到的家暴求助數字較去年同期上升一倍 [5]。當中受害人遇到涉及肢體、精神及性暴力。在家工作及限聚令以致受害人與施暴者被迫在同一屋簷下生活。疫情帶來的財政壓力亦增加家暴的風險。然而,廖指不少婦女因擔心受感染而選擇不入住庇護中心。有些庇護中心的特別安排,例如限制住戶外出的措施,亦令不少要工作的婦女放棄入住。此外,疫情令受害人原有的求助的方法,如尋求學校社工協助,變得不可行。
疫情對婦女帶來的經濟衝擊

疫情帶來的經濟蕭條大大影響基層婦女及其家庭的生計。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總幹事胡美蓮女士表示,香港有約二十萬零散就業人口,當中基層零散工種超過六成是婦女,而他們同時是要承擔家庭照顧責任的雙職婦女。作為零散工,因勞工法例的落後,以至不能獲得一般工人應得的福利和保障﹔疫情爆發下零散工是最快被裁減,經濟大受影響。同時,作為家庭照顧者,因子女停學在家,消毒清潔及照顧子女學習的壓力大增、精神易受困擾。承受著家庭內部、經濟及個人精神的壓力,令基層零散就業女工的生活處境更弱勢。

此外,疫情下限聚令、學校停課的安排加重了婦女照顧者的無酬家務勞動。香港婦女中心協會一個關於疫情下的時間運用情況的調查發現,疫情爆發後,需要照顧家庭時間達10小時以上的婦女受訪者大幅增加至65% [6]。婦女因為要負起購買防疫物資、清潔家居以及照顧的家人的責任,令她們在疫情期間較非照顧者的焦慮程度更高 [7]。

疫情下弱勢的婦女群體

疫情令弱勢婦女群體的處境更加困難。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朱敏健先生指出,疫情下,不少外籍傭工在職場上遇到不公平的對待。有外傭從家鄉回港工作,完成14日隔離後竟被僱主解僱。疫情亦令外傭的工作量倍增,不少僱主要求她們用兩、三倍的時間清潔家居,甚至禁止假日外出。有僱主甚至擔心外傭外出會感染肺炎而把她們解僱。另外,殘疾婦女在疫情下面臨更多的困難。她們因身體殘疾,例如聽障、視障令她們較難獲取防疫資訊。在疫情爆發早期,不少店舖對於講普通話的人士採取不友好或歧視的態度,令新移民婦女面對的不平等遭遇比以往更艱難。

紓困措施欠缺性別主流化

雖然婦女在疫情下面對種種困難,政府的兩輪「防疫抗疫基金」並沒有把性別主流化納入政策制定的考量。新婦女協進會主席區美寶女士指出,政府向每個香港居民派發一萬元的措施,把30萬名以女性為主的外籍傭工排除在外;第二輪的紓困措施重點放在行業的補助上,照顧者並不包括在內,忽略了她們在疫情期間照顧家庭的無酬勞動。面對家暴個案急增,政府並沒調配額外資源給予受害人及相關提供支援的社褔機構。

香港現在正處於疫情的第三波爆發,確診人數持續上升,社會再次回復今年三月時限聚令、在家公作等的安排。若性別主流化沒有被納入作防疫及社會復蘇政策的考量,上述種種對女性的負面影響將會再度重演,阻礙性別平等的發展。有見及此,本中心有以下的建議:

0903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
2020年8月28日

參考: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性別角色工作坊2020—疫情下性別平等的反思疫情下性別平等的反思》
[1] Clare Wenham, Julia Smith, Sara E. Davies, Huiyun Feng, Karen A. Grépin, Sophie Harman, Asha Herten-Crabb & Rosemary Morgan, Women are most affected by pandemics — lessons from past outbreaks
[2] WHO, Gender equity in the health workforce: Analysis of 104 countries Health Workforce Working Paper 1
[3] 香港青躍, 「疫情期間,不做非緊急手術」此時意外懷孕的香港少女,該何去何從?
[4] UN Wome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the shadow pandemic
[5]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疫情下的家庭暴力|「婦女求助熱線」服務暨家庭暴力調查發佈會
[6]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誰偷走了媽媽的時間? – 母親節活動 2020
[7]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國際婦女節2020: 疫情下,婦女有話兒
[8] UN Women, COVID-19 and gender 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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