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區殘疾婦女照顧者研討會 共生難-殘疾照顧者之苦有誰共鳴?

轉自:香港女障協進會/編輯:草根.行動.媒體

由香港女障協進會(下稱「女障」)與平等機會委員會合辦之「亞太區殘疾婦女照顧者研討會2021」於上周五(2021年1月22日)在線上線下雙線舉行。香港女障協進會(女障)為香港首個關注殘疾婦女權益的自助組織。成立於2000年,以「助人自助、共建社群」為宗旨,多年來一直為殘疾婦女爭取權益、提倡獨立自主、建構支援網絡及促進國際交流。今次活動是希望不同社會持份者,就殘疾婦女照顧者所面對的困境,及香港就《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實施進行討論及檢視,讓大眾關注及理解殘疾婦女照顧者的需要及困難,昐望社會及政策制定者們能夠提供足夠的支援和資源予一眾照顧婦女照顧者,倡議性別及殘疾主流化。

活動在灣仔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禮堂舉行。是次活動邀請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委員會成員Miyeon Kim女士、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陳麗雲教授、中文大學及香港大學醫學院榮譽臨床助理教授范寧醫生、香港女障協進會主席游家敏女士,以及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博士生王春苗女士作為主講嘉賓。是次研討會有相當多重要的殘疾權利運動,女權運動,及社福界組織參與,包括勞工及福利局研究組、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復康會、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HER Fund 婦女動力基金、香港復康力量、CareER 協會有限公司、香港罕見疾病聯盟、香港復康聯盟,及香港傷殘青年協會等。


平機會主席:疫情面前非人人平等
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朱敏健先生在該場研討會中發表演說中表示,部份人對過去一年全球各地面對的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狀況有不正確的理解,以為「疫情面前人人平等,病毒不會挑選感染對象」。但他指出實際上,疫情對弱勢社群的影響尤其嚴重,包括殘疾婦女。不少機構包括聯合國也關注女性面對的處境,例如她們要承擔更多家務和家庭責任、無償勞動,甚至面對家庭暴力。而有殘疾婦女更是雙重弱勢,除了身體的限制外,還有就業困難甚至貧窮,缺乏資源保障自己。不少殘疾婦女更是照顧者,肩負照顧家庭的角色和責任,在疫情下她們所面對的挑戰和承受的壓力會更嚴峻沉重。平機會已在去年 9 月向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提交有關「照顧者支援及殘疾人士住宿照顧服務」的意見,提出多項改善照顧者支援的建議。他們認為,在評估有關殘疾人士是否適宜擔當照顧者時,不應按其身體殘障作準則,而應按其能執行的能力和需擔當的照顧職責而定。


女障主席:期社會看到殘疾婦女也同時是家庭照顧者

游家敏女士則在演講中表示,根據香港女障協進會就殘障女性既家庭崗位及照顧者關係,進行一個名為《保家女障的戰績》的質性研究,讓殘疾女性在facebook分享她們擔當家庭崗位及照顧者的困難及點滴。在210個臉書帖文中,女障得出以下三個重點。

第一,由於性別及家庭崗位定型,殘疾婦女即使有殘疾,但都擔當照顧者,她們的照顧對象包括家人及伴侶、甚至家庭傭工、鄰舍、社區會堂老人及寵物等等。殘疾照顧者的「照顧」不單止只是落手落腳既家務同照顧工作,還包括溝通、科技資訊甚至心理支援陪伴工作。

第二、殘疾婦女遇到最大的問題是無障礙問題,很多照顧者的場所都沒考慮殘疾照顧者的需要,例如難以進入超市及雜貨店選購食物及必需品、難以陪同家人到診所及急救車、哺乳室及兒童遊樂場所都沒考慮殘障爸媽的需要。

第三、她們的家庭崗位及照顧者身份不單只不被家人看見及認同,就連她們屋企環境都不一定無障礙或有足夠的輔助設備。例如出入廚房及安全煮食,照顧長者或小孩去洗手間。她們好需要人力及財政支援,助她們有效兼安全完成照顧工作。

Miyeon Kim(音譯:金美妍)女士身在韓國,以視象會議參加研討會。她是讓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加入「第 6 條: 殘疾婦女」的重要推動者。當初聯合國 CRPD 委員會草擬《殘疾人權利公約》時,並没有特別考慮患有殘疾的女性和女孩。面對這漠視,作為殘疾人權倡導者,並在殘疾人士及女性權益界別工作超過 29 年的金女士便透過與南韓政府及多個殘疾女性社會運動的國際領袖合作,並積極遊說不同政府官員及許多來自不同社會、文化、歷史背景的意見領袖,成功將此專門保護殘疾婦女的條文納入《殘疾人權利公約》。在金女士的努力下,《殘疾人權利公約》成為國際上第一條特意考慮性別角度的人權公約


學者:社會應明白所有人遲早都因年老而成某形式殘疾
陳麗雲教授則在演講中表示,目前社會在保健,教育,住房,交通,信息傳播,社會保障,就業,社會和經濟權利,文化參與等方面,均缺乏對康復和服務提供的性別意識。情況嚴重程度可見於:2014年台灣殘疾人聯盟提交的報告表示台灣缺乏關於殘疾人普查的性別數據,對於殘疾婦女的子女養育,預防暴力,特殊教育,保健,就業,訪問,福利服務等方面的規劃變得困難,甚至沒有犯罪和家庭暴力受害者的細目分類,無法確定其中有多少名殘疾婦女;2012年日本有關殘疾婦女受歧視的報告中表示35%的人遭受某種形式的性侵害,日本通用廁所僅適用於男性,而且在2012年時殘疾婦女的性權利和生殖權利竟然繼續受到威脅–因為在1996年之前,法律允許日本的醫生未征得殘疾婦女的同意對她們進行絕育。陳麗雲教授認為,可以透過倡導﹑立法與政府政策﹑非政府組織和社會企業,和殘疾婦女自助運動為殘疾婦女培力,最重要是大家要意識到所有人遲早都會(因為年齡)患有某種形式的殘疾,我們必須克服自我歧視和自我污名化,並瞭解: 「我們的殘疾和創傷只會使我們更有同情心,理解力和愛心。」從另一種角度而言亦即更有力量,而這些將成為殘疾婦女照顧其他人時,無形的動力。

醫生:「一般大眾」與「殘疾」距離非想像中遠
范寧醫生在演講中表示,殘疾其實和「一般大眾」的距離並無想像中那麼遠,以2013年的數據為例子,撇除智障人士,全港估計約有578,600 名殘疾人士,當時殘疾人士佔全港人口8.1%,而且在愈高年齡組別的人士中,殘疾普遍率亦愈高。但在社會卻存在健康不平等,醫療系統中,殘疾女性獲得乳腺癌和子宮頸癌的檢查比非殘疾女性少,有智力障礙的人們和糖尿病患者檢查體重的可能性較低,殘疾青少年和成年人被排除在性教育規劃之外的可能性更大。以休閒及體育活動計,殘疾人士的參與程度,動力,及相關知識均比健全人士低。健康不平等也和社會不平等有關,以香港復康會2015年「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的生活狀況和領取傷殘津貼的情況」調查為例,當時殘疾人士和長期病患者的每月家庭收入僅為11,000元,50%受訪者的家庭收入低於貧窮線;以香港復康會與香港理工大學康復治療科學系於2015年公佈的調查為例,殘疾人士和長期病患者的失業率為42.4%;以2018年的研究為例,竟然有8%的香港人表示自己因財政困難而無法得到醫療

殘疾婦女可能一生也面對各種家暴
王春苗女士曾多年在和諧之家工作,她在演講中表示當殘疾婦女遇上親密伴侶暴力(IPV, Intimate Parter Violence),她們面對的風險和困難更高。IPV可導致婦女死亡,受傷,和其他不良後果,當許多政府訂立不同方法面對IPV時,卻忽略考慮殘疾婦女的需求。她建議政府將殘疾議題的角度引入對待IPV的政策,因為當缺少了這角度,整個問題會被低估。殘疾婦女的一生也更有可能面對施暴者,因為她們被視為「被照顧者」,有更高嚴重的貧窮和失業問題,較被視為沒有保護自己的能力,社會上較被孤立。她們在經歷IPV後,身體受傷會更為嚴重,不單舊的殘疾可能惡化,也可能出現新的殘疾。而且殘疾婦女受暴力對待後求助更為困難,她們偏向會忍受施暴者更長時間。目前對IPV受害者的復原的研究顯示,受害婦女和她們子女的關係對復原至關重要,但這些研究卻不包括殘疾婦女,她建議應讓殘疾婦女參與日後有關研究,而且這些研究應加入「殘疾」角度。她也提議要以提高警覺性,讓殘疾婦女更易取得相關資源和資訊,提高殘疾婦女的自主度等方法,讓受到IPV的殘疾婦女更易求助。她提醒,新冠疫情會讓殘疾婦女面對IPV的風險上升和情況更複雜,殘疾婦女更難離開施暴者,目前有急切需要將殘疾「主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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