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工口述史系列6]多少不平事 都付歌聲中 #01

文:kate、美婷、維怡/圖:牛一

已經76歲的貝貝(化名),走路帶風,中氣很足,說起話來,即使加上頭上的白髮和手上的摺紋,也不太讓人感到是一位「長者」。貝貝1944年出生於中國廣東省某市,是地地道道的廣東人,雖然因為家貧令致港人丈夫在她四十二歲之齡才申請到她來港團聚,但至今她都笑言「普通話麻麻地聽得明」。

生於戰爭還未結束的廣東省,經歷了近代中國所有的動盪時期,結婚後由於家中無錢,丈夫申請她來港,申請了足足21年。 1992年來港後,日做夜做做到快要八十歲,現在無人需要她照顧樂得清閑,一個人自己顧自己,又與住在同屋邨的媳婦關係友好,二人有時間就會到樓下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示示威,做做義工,參加合作社或合唱團。在訪問過程中,幾乎只有童年/少女時期和老來這段時間,是她談及會「做自己」和有笑容的時間,可以自己高興做什麼做什麼。中間幾十年,似乎就是為人妻、為人母、一個小老百姓、一個小打工仔,做做做和做。

香港俚語有個方法,把「很多很密很用力地做」加上個激烈的情緒,稱為「怒做」。或許這個詞語可以形容有三個孩子及不停上班的她吧……

動盪時局下的小學生
貝貝出生於二戰還未結束,國共內戰也未來臨的時代。她年紀太小,家鄕也非戰區,對戰爭沒有太多的記憶,但可能因為後來的教育,也知道戰爭的恐怖,嘆了一句:「廣州抗戰死好多人…」貝貝排第五,後來還多了三個弟妹,共八兄弟姐妹。她記得的就是父親在廣州針織廠工作,後來爺爺過身,父親才回鄉種田,家中會種米和菜。貝貝對家中農耕生活的記憶大概就是「牛做到的工作就牛去做,牛做不到的就是人做。」在她記憶中家裡曾聘幾個高大的、約五十多歲的農婦做農工。

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土地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過了不久,1951年,毛澤東便發起了三反五反運動,三反是以反貪腐反官僚為名,劍指上層人士,即共黨黨員、國民黨員和無黨派的官員;五反則指向工商資產階級。貝貝的爺爺曾是地主,家裡有房有地,房子也大,因此,她很記得是她開始讀書那年,也就是八歲那年(1952年),似乎有人想佔她家房產,亦有批鬥她爺爺和爸爸。她後來所知的是,當時開始,做生意就要與政府聯營,不准做個體戶,而且,有「鬥地主」的事情。「鬥地主」在她記憶中最深刻的就是「分靚衫」:「地主把漂亮衣服交出來分給貧下中農,財產會充公。我們的成份是中中地階層,算是中農。其大家都公認毛主席都是中農吧,所以我們還好,我們分衣服排隊排最後,分到幾件長衫。」可能很多人以為那個年代的政治運動,都是清一色某甲種人批鬥某乙種人,貝貝的記憶卻幫助了我們理解這些政治運動的複雜性,和另一種階級分層社會的狀態。

後來,對她而言, 這些事不知怎的便停止了,她年紀尚小,不能確切肯定為什麼會停止。她猜想可能因為自己一家在區內的人際關係不差,有人求情,且她們一家十人的確也需要那麼大的屋才能裝得下,亦非有多餘的財產。也有可能,因為家鄉始終不是重點城市,並非奪權政治運動的兵家必爭之地。也可能,是因為這些運動只維持到1952年的10月,上層權鬥發展到一個狀態,他們自己決定停止這個運動。也可能,是上皆是或非。無權勢者的命運,若定要究其原因,總是有著眾多游移不定的可能性,因為,設定日常格局的權力,不在我們手裡。

三反五反後,中共政府暫時沒有大規模搞政治運動,而是在1953-57年實施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去發展國民經濟,主要為發展工業、打造基建、引入蘇聯和東歐的軍事技術、發展小型的農業手工業並嘗試將之改造成農業生產合作社、將原有工商業分別納入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式的編製。這個五年計劃似乎是有點成績的,亦培養了大量技術人員,提高了國民生活水平。在這個背景之下,貝貝一家是渡過了尚算平穩的農民生活,她憶述小時候有公社之前,她還會負責擔飯落田給家人吃。同時她家還養雞,她還能清晰地描述:「100斤穀能起70斤米和30斤糠去餵雞,家裡無養豬因為難打理,而雞還能下蛋。」




貝貝認知自己的家,是在政府所講的「工農村」裡,而工農村裡的家庭通常都有多元經濟收入來源的:「農閑就做副業,農忙就耕田」。她的家人也會接工作回家做,例如生產炮仗,她還記得自己小學四、五年級時有幫忙做:「做紙筒、入藥、入引、鐵釘、做辮….」只是父母沒有讓她負責與火藥有關的部份,她也記得,村裡曾因做炮仗而發生嚴重的工傷事件,甚至死亡:「有個炮仗店的事頭婆燒死了…入藥的地方有個水塘,都救不了她。」貝貝還記得,死者有個兒子,「後來她老公再娶,又再生了三個女。」貝貝記憶力驚人,尚能叫出那家人所有人全名。

貝貝又記得,小學五年級時,她也有跟生產大隊去「收肥」:「都有堆肥製肥,周圍收購垃圾。國家頒佈下來叫大家四處去收購各種糞,由生產大隊製成肥,小學生都要幫手。」說著說著貝貝還自顧自唱起歌來:「攞一粒肥,人肥馬肥垃圾肥,豬肥牛肥雞肥馬肥人有肥,你笑我笑人人笑……」貝貝唱著笑呵呵的樣子,幾乎讓筆者能見到一條鄉間小路上一班年青人和小孩子,唱著歌去做些大家似乎覺得厭惡性的工作。不過也許城市人們不該忘記,各種動物的「肥」,是天然「肥」,不過在農耕的過程中,這些肥是要經過處理才能成為真的用來施肥的肥。所以雖然不是「香」,但是「有用」,而且「必須」。似乎對於那段短時期的共同勞動,一隊人去收集有用的東西這些生活回憶,都是愉快和能製造「有用的」東西的社區生活。



可惜,1957年開始,上層又發起反右運動,並想乘著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成功而搞大躍進大鍊鋼,眾所周知這些運動,混雜了天災,結合而成了1959-61年期間的「三年困難時間」,亦即大饑荒之災。貝貝讀書讀到初中時,大概就是1960年代初,這時家裡的田已轉歸公社,換言之所種的大部份糧食都交集體分配。貝貝清楚記得挨餓的年代:「59-60年,每月只有四両米,你說怎樣生活?當時食飯堂,公社大鑊飯,每人四両米,學生和老人家是四両,大人就不知六両還是八両。自己種到什麼便吃什麼。當時大鑊飯,還有小小鹹酸菜和小小豬肉。一個生產大隊有18個生產小隊,一食飯就百幾人在飯堂。」

挨餓的記憶裡還摻有手足之情:當時亦曾嘗聽到廣州市可以輪米,哥哥們便步行去廣州,輪到一碗粥一包米,結果米拿了回家,哥哥愛錫妹妹,把自己一份的飯讓了給她,哥哥自己就四處排隊輪飯吃。

小民餓紀中的外交大事
令筆者有點驚訝的是,原來貝貝挨餓的記憶除了饑餓本身、墟冚的吃飯情景、手足之情外,還包括了外交大事。當時由於舅父在香港,貝貝憶述饑荒期間,她們間中要去廣州市的中蘇友好大廈,拿取舅父寄來的麵粉,而這麼困難的時代,當然麵粉也曾被人偷走過。在高度意識形態的統治方式下,重點城市中有楝「中蘇友好大廈」,可見本來中蘇關係在冷戰中的「曾經親蜜過」。而對於饑荒發生的原因,她記憶中是這樣的:「當時蘇聯要迫我們還米嘛,於是好多人餓到水腫。」

二戰之後,世界彷彿斷開兩邊,以中蘇為首的「社會主義」和以英美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雙方都宣稱自己代表自由民主公義。在1950、60年代,雙方都以對方為「敵對陣營」,而不斷在自己國內「捉鬼」。香港的朋友可能比較熟悉中國的部份,但美國、台灣、東南亞等地的白色恐怖、「共黨大清洗」,其壓迫和血腥程度和技術也不輸蝕。這是史上所稱的「冷戰」時代國際格局。不過,歷史始終都無可能只是簡單二元對立,在各自陣營內的利益和意見分歧也很正常,只是可能大家就更不熟悉了而已。中蘇的分裂便大概屬於這一環。

蘇聯自克魯曉夫(又譯赫魯雪夫)執政後,開始想脫離斯大林式路線,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政府則不同意這種方式,更指控他是「修正主義」。這種分裂,既是意識形態上的「建立社會主義國家是什麼意思」;更是國家利益攸關–只要想一想在冷戰分出的兩大陣營格局下,就能明白與蘇聯斷盟將會導致的孤立。在多次「傾唔掂數」之後,中蘇關係於1950年代末破裂,中共多次指控蘇聯政府「背信棄義、撤走專家、逼債」,並稱之為「蘇修迫債」或「蘇聯迫債」。在當時因國內政策造成大饑荒之後,「蘇修迫債令到大饑荒發生」這個輿論觀點,似乎亦成為中共向內做政治宣傳以疏導民怨的方式。

雖然,在大饑荒年代仍要還債給蘇聯是事實,困難時期仍須出產農產品還債令經濟雪上加霜也是事實,只是, 是否事實的重點和全部?相信史家大有爭議。也許貝貝在當時無法獲得其他資訊的情況下, 腦海中留下的有關「饑荒原因」的記憶,向我們所昭示的, 就是所謂「政治宣傳」(propaganda),正正不是全部都是謊言,而往往是無限放大的「事實一部份」。而其宣傳效果呢,可能也不是純粹洗腦支持政府,像貝貝的情況,更似是淡化了對政府的不滿,部份「外判」了百姓的憤怒。

(未完待續)

[草根.行動.媒體]女工口述史系列 全部文章:https://grassmediaction.wordpress.com/category/%e5%b0%88%e9%a1%8c/%e5%a5%b3%e5%b7%a5%e5%8f%a3%e8%bf%b0%e5%8f%b2%e7%b3%bb%e5%8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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