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自: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the-heartbreaking-irony-of-winter-on-fire/)
(文章原名為：The heartbreaking irony of Winter on Fire）
原文：Lev Golinkin
翻譯：臨時老翻組
譯序：（烏克蘭廣場革命背景簡介）https://wp.me/p2HdPx-4zW
2016年2月18日
獲奧斯卡提名的Netflix網飛記錄片， Winter on Fire， 向觀眾呈現烏克蘭市民每天面對凶殘防暴警察的故事，而這些警察均由俄羅斯總統普京暗中支持的時任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所操控。影片中，由社會行動者、藝術家、戴著大領巾的阿婆、東正教神父和年青學生所組成色彩賓紛的示威人群，彷彿在顯示烏克蘭所有人都在廣場革命中站出來了。但唯獨有些人失去了蹤影–新納粹主義者被導演刻意刪去了。
白人至上主義者在事件中擔重要角色
早在2010年，烏克蘭遠在此次運動前已發生極右翼的運動。2010年，烏克蘭時任總統Viktor Yushchenko因高度贊揚一名民族主義者Stepan Bandera而引來國際社會反彈，因為這名Bandera在二戰中曾為一地下軍首領，並須為屠殺千千萬萬猶太人和波蘭人的事件負責。廣場革命前，烏克蘭是政黨［社會國民大會］（Social-National Assembly）大本營。這是個白人至上主義的組織，其頭目名叫Andriy Biletsky。這位Biletsky曾指出這個組織的目標是要［為了白人種族的生存，要帶領白人種族在世上進行最後的聖戰］。除此以外還有一名國會議員Oleh Tyahnybok所帶領的Svoboda 黨。這個政黨在2004年聲稱要調查「莫斯科猶太人聯合黑手黨」(譯按:「黑手黨」只用作比喻)，因這黑手黨已控制了基輔云云——Biletsky的口不擇言在國際新聞也上了不少頭條。2012年，一名該黨政客更透過稱呼一位烏克蘭土生土長的女演員Mila Kunis為「骯髒的猶太人」來侮辱她。所有這些極右翼組織，都需要一個機會可以光明正大地做他們要做的事，而片中的廣場革命，就給了他們這個機會。
開始的時候，這些來自不同派系的極右翼份子在廣場革命的人群中仍不是核心人物。可是，當2013年，行動轉趨暴力和激烈化，以致推翻了親俄總統，帶來內戰和克里米亞再次獨立等等，情況就不同了。《紐約客》雜誌 形容這些右翼份子「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為當時仍未準備好要激烈鬥爭的示威者提供了不少力量」http://www.newyorker.com/news/news-desk/maidan-tonight-tomorrow。這個重要的角色，在不同立場的媒體中都有相近的闡述，包括衛報、英國廣播電台、路透社和The National Interest。就連Hannah Thoburn，一位相當支持廣場革命的評論人，都指出Winter on Fire這齣紀錄片未能恰當描述極右翼組織在這場鬥爭中的積極參與。
對極右翼在此次革命中做過的事，最嚴重的指控來自一名加拿大渥太華大學的教授Ivan Katchanovski。他仔細研究了2014年2月20日有神秘槍手射殺超過50名平民的事件。這事件除了是令時任親俄總統下台的重要轉捩點，也是Winter on Fire這齣影片的高潮所在。Katchanovski透過法庭的文獻和其他證據，指認極右翼組織不單在抗爭前線向警察開槍去挑引衝突，更須為射殺50名示威者並嫁禍於人的事件負責。而基輔政府，一直無法調查到當日事實上發生的事情。
極右翼份子在Winter on Fire 這齣紀錄片中的完全缺席，當要與其他同樣主題的紀錄片相比較時，更見明顯而引人注目。在《紐約客》雜誌（The New Yorker）中獲好評的Maidan: Tonight Tomorrow就有把極右翼包含在影片內，雖然只有九分鐘。而法國電影Masks of the Revolution則主要集中於描述這些極右份子在廣場革命後的角色。（諷刺地，革命後的烏克蘭政府卻企圖製造言禁，指這電影製造錯誤觀念，並企圖令Masks of the Revolution無法在法國電視台公映。)
若無這些新納粹份子推動，烏克蘭當時的一位民選總統，便不會那麼容易被推翻，而Winter on Fire這樣子的片名都不可能會出現。然而，紀錄片的導演卻選擇了絕口不提。（雖然，影片背景曾出現過他們的旗幟，一名受訪者也戴著印有二戰時有參與大屠殺的Bandera樣子的領巾，共有兩個鏡頭見到極右政黨的頭領Tyahnybok在背景中走來走去，但這些對一位美國觀眾而言根本不認識而幾近毫無意義）（譯按：應該是熟悉烏克蘭政治以外的人都難以連上任何關係）導演為何嘗試排除使他的影片拍得成的主因，實在令人費解。
美國駐烏克蘭大使:「非常樂觀」
Winter on Fire的另一個嚴重失真是將廣場Maidan革命描述為一個沒有西方干涉的獨立現象。影片強烈指涉後來被推翻的總統亞努科維奇Yanukovych 與俄羅斯關係密切，同時把抗議者描述成純粹自發，來自草根，而沒有任何外國利益的存在。來訪的美國政客在片中只出現了十秒，但影幕上寫的文字卻是這些美國人「與總統亞努科維奇Yanukovych會面以找尋解決當前危機的外交方法］。
然而不同的證據顯示美國在2013-14年這個冬天的動盪中的角色，顯然不只是個仲裁者。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一通被截聽的電話通話。這通電話是美國助理國務卿 Victoria Nuland與美國駐烏克蘭大使Geoffrey Pyatt之間的對話。這個固對話內容中，顯示二人好像似兩個企業高層在討論如何做企業重組一般，助理國務卿Nuland指示駐烏大使哪那個烏克蘭政治領袖要成為日後的總理，日後這些人要如何在談判桌上把聯合國和歐盟邊緣化，還有如何令烏克蘭危機安全著陸。駐烏大使Pyatt更熱烈地表示「非常樂觀」。
這通電話的內容於2014年2月4日流出。然而這並非這兩位人士第一次深入干預這次廣場革命。在2013年12月11日，美國的助理國務卿和駐烏克蘭大使高調地去到抗爭現場視察，還派曲奇餅給示威者。三天後，美國參議員 John McCain特地飛到基輔向群眾演講。參議員 John McCain和 Chris Murphy更與極右政黨領袖Tyahnybok同台。這些都是烏克蘭和西方大眾媒體都拍到的事實，但紀錄片絕口不提。明顯地，美國政治高層在事件中的參與事實上是影響著Winter on Fire影片中烏克蘭民眾的命運。
「我是一個導演，不是一個記者」
其實，這齣影片令人驚訝之處，並不在於它如何漂白了廣場革命的故事，而是導演Afineevsky對這個行為的直認不諱。在一個美資電台自由歐洲 (Radio Free Europe) 的訪問中，記者提及影片掩飾了一個新納粹組織Right Sector的暴行。這些暴行後期被國際特赦組織揭發，指Right Sector有對異見者施虐。對此導演嗤笑道：「你知嗎？Right Sector與其他抗爭者都有參與抗爭，是抗爭的一部份。」導演的意思有點曖昧，就像他另一個含糊回應：「我是一個導演，不是一個記者」。自由歐洲電台指導演這樣說時，是在回應有人指他的影片對事件過度簡化。
導演在接受另一媒體 Mashable訪問時，亦重覆了這個說法。這次是被問及為何影片選擇抹走了在烏克蘭東部俄語區的反對廣場革命的示威，而這些示威在2014年春天（譯按：革命後前反對派當權後）被極右翼黨徒非常惡毒地鎮壓。Mashable的文章指出，Winter on Fire對是次革命的許多複雜問題都沒有提及，而且是刻意的刪減。
這些被刪去的「另類觀點」當然是來自全國二千二百萬反對廣場革命的聲音。這個數字，乃是由支持廣場革命的基輔日報在2013年12月所報導。如果美國觀眾想更貼近地想像這個事情，就試想像一個外國導演想拍攝一齣歌頌美國步槍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NRA）的紀錄片，而將之命名為《美國自由之戰》，而同時選擇完全不提及另外幾千百萬反對該協會的人的聲音，就可以明白了。
「觀點角度」 與「政治宣傳」 的對壘
關於如何準確呈現複雜事件的爭議，在紀錄片來說可謂毫不陌生(現時對另一齣Netflix原創紀錄片Making a Murderer的爭辯又是一例)。雖然難有很清晰的倫理準則，但問題的核心在於：製片人在敍事中刻意刪去某些事實以表達觀點時，刪到什麼程度會變成［過界］而變成純粹政治宣傳？
Winter on Fire 忽略好些基本事實，導致本身對烏克蘭的歷史、政治、宗教、社會構成甚至語言等理解都極少(甚至沒有任何認識)的觀眾，只能從中接收對烏克蘭發展觀的單一觀點。這齣記錄片已經廣泛地傳播至不同的觀眾，還有Netflix和奧斯卡獲獎的推波助瀾的同時，導演Afineevsky扭曲地呈現那些發生在某個異地的不為人熟悉的事件，將這件導致長期持續內戰的事件，以至數十年來最嚴峻的美俄對峙僵局，只描述成「烏克蘭自由之戰」。在這個歪曲的過程中，導演乾脆就把一半烏克蘭人口—即接近二千二百萬人—強烈反對廣場革命這個基本事實完全抹去不提。另一個刻意刪去不提的事件，就是最激烈打鬥的主事者根本不是熱愛自由的民眾，而是白人至上主義者和新納粹支持者。
如果導演不只是在基輔看到防暴警鎮壓人民後，就因而刻意排除了某些另類意見，而是走到烏克蘭東部實地觀看看，或者Winter on Fire對整件事就會有不同的呈現。如果他曾走過Donbass這個在2014年下旬被重型武器轟打成廢墟的地方，與曾遭受極右極端分子折磨的倖存者相遇，並和不同派系發動無差別炮擊被殺者的遺孀交談，並注視一下超過二百萬東烏克蘭人因為此事而被逼流亡成為難民，他或許就不會抹煞這些反對廣場革命的人士的存在。很不幸，似乎Afineevsky早就已經決定了，哪些人才夠資格為他建構的神話中的英雄人物。
Winter on Fire凜冬烈火之後
武裝極端種族主義者、美國政治人物、二千多萬烏克蘭人的反對意見——這些都是令上述自由之戰的神話講不通的尷尬的因素，要刻意將之移除需要仔細甚至是奧斯卡級數的剪接。但移除了這些現實發生的事情最終帶來了更多問題。實際上，在來自廣場的力量奪取基輔控制權後的兩年，極右翼政客同美國政府對烏克蘭社會的影響力已經變得更為深遠。
與防暴警察的對抗給予白人至上組織一個機會，奪取廣場革命的中心角色。和烏克蘭東部叛軍的漫長戰爭，讓極右力量從不同的小幫派擴張成為組織嚴密的軍事化團體。在新納粹的獵狼符號和Bandera（譯按：二戰時期與納粹德國關係錯綜複雜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領導人，上文曾提及，他須為屠殺千猶太人與波蘭人的事件負責）的黑紅旗之下繼續發展。
近一年來，這些令人憂慮的發展甚少出現在西方媒體的報導之中，而他們也如Winter on Fire一般迴避了廣場革命的黑暗面。新納粹兵團的故事得以漸漸流傳到西方，源於一位記者Robert Parry鍥而不捨的調查報導，和美國國會議員John Conyers和Ted Yoho的議案，提出禁止美國資助送到
惡名昭彰的Azov兵團手中。這兵團是一個由Biletsky發展出來的組織，並被《紐約時報》標示為 “公然的新納粹" 及獲今天美國（USA Today）傳媒的報導。
除了現時在烏克蘭東南部發生的粗暴鎮壓異見外，極右的非正規軍事人員還犯下駭人聽聞的侵犯人權事件。國際特赦組織曾指出，數個極右份子的軍團曾犯下酷刑、綁架、謀殺和戰爭罪行。有時候，這些軍團也會將矛頭轉向政府，與警察和警衛發生衝突，甚至造成傷亡。正如評論家所指，基輔政府對這些武裝極端民族主義者的控制，根本是近乎放縱的。
在政治戰線上，美國助理國務卿 Nuland 和駐烏克蘭大使 Pyatt 的操作讓美國對烏克蘭造成相當大的影響。根據自彭博專欄作家 Leonid Bershidsky 引用具聲譽的烏克蘭調查記者 Sergei Leschenko 所言：「Pyatt 和美國政府現時的影響力，是自烏克蘭獨立以來史無前例地巨大。」去年8月，Pyatt 和 Nuland留意到烏克蘭議會需通過投票，支持一份不太受歡迎的修正案，而成事其實需要美國相當大的介入。當時，美國副總統拜登 （Biden） 表示，他與烏克蘭總統 Petro Poroshenko 的談話次數還多於與他的妻子，這是個令人尷尬的笑話，同時也承認華盛頓介入基輔的事務。
在Winter on Fire結束時，一位年輕的行動者說：「23年來，我們只在文件上獲得獨立，但現在……它已成為現實。」 截至2015年底，隨著越來越多的公眾對廣場革命政府 Maidan government 的幻想破滅，並擔憂極右翼軍事政變的危機，由美國在背後支持的基輔政府獲得比被前總統亞努科維奇幻Yanukovych 被推翻前更低高的支持率，不過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公眾對廣場革命政府 Maidan government 的幻滅，並擔憂極右翼軍事政變的危機。看來，就像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亞，美式民主的種子在基輔，同樣沒有找到肥沃的土地。
這便是Winter on Fire 最為諷刺及令人心碎的現實。該記錄片，像許多西方對烏克蘭的傳媒報導一樣，向西方的讀者推銷一個被神化了、洗白了的版本， 將廣場革命粉飾成一場完全只是由熱愛自由民主的人參與的運動。 可是，, 這個神話背後所忽視的元素，卻正在威脅烏克蘭得到真正自由民主的機會。
草根．行動．媒體 